有一些记忆一直都在，不曾丢失……

一

我们那儿是1982年9月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记忆中在生产队里干过三次活。

那年夏收，我们班29个人由一名学校老师带队去地里拾麦穗。毒辣辣的太阳底下，田野里的麦子都已收割完毕，只剩下光秃秃的麦茬，炎热的阳光照得大地有点烫，风夹杂着秸秆的清香荡漾开来。我弯腰拾起几株连着秸秆的麦穗，几颗麦粒在手指的触碰下蹦了出来，饱满圆润，新鲜得讨人喜欢，不经意间又滑出了指缝。

我是第一次拾麦穗，没有经验，哪里人多，就往哪里跑，或者随大流，看见刚割完的麦地就进去。结果，一趟下来累得够呛，还没拾到多少麦穗。

为了能多拾些麦子，我和几个同学走得非常远，每到一片地头，我们就像发现宝贝一样，一边瞅散落的麦头，一边飞快地拾，左右开弓，像鸡觅食一样，连刨带啄，拾满半把，左手握住，右手继续拾，很快就拾成一满把，飞快用手一绾，攒成一小撮，连一个个麦头都不肯遣忘，敏捷地拾起，娴熟地放入篮中。一枚枚肥大的麦穗，源源不断地聚拢在篮中。

一不小心麦芒刺破手指，一时半刻取不出来，只能忍着痛，回家后用针尖才能挑出。而且，麦穗上的灰尘沾在皮肤上就像是被蚊子叮咬了似的，越挠越痒。沾了麦灰，我就用手轻轻的擦拭，不去挠，忍着痒痛，到地头用水冲洗。

继续一垄一垄地认真往前找，拐弯处麦穗特别多，阳光洒下来，一片金黄，我们几个小学生，弯腰就拾，几个的篮子终于拾满了。

学生给生产队拾麦穗不计工分，不给算钱，只要参加，就给每人半斤锅饼，一碗大米汤。

喝了一大碗米汤，锅饼却舍不得吃，跟着队伍，唱着《我是公社小社员》向家走。在桥头遇到弟弟，我扬了扬锅饼。他跑过来，接过锅饼，猛咬了一口，牵着我的手，兴高采烈的随着队伍走。

二

我们村四周都是水，南北称坝子，东西称沟，那时候的夏天，南坝子是孩子们的天堂。

一两场雨后，气温高起来，大一些男孩子便蠢蠢欲动了，相约下水游泳。飞快地跑到水边，甩下背心和裤衩，一个猛子就扎下去了，水花溅起老高，就不见了人影，紧接着第二个，第三个……看谁的响声大，看谁的水花高，正是爱出风头的时候，有的打嘭嘭、有的扎猛子、有的漂仰、有的踩水、有的狗刨……

时间一长，便觉得索然无味了，几个小伙伴便互相攻击，打开了水仗。一个用单掌在水面迅速推出，击出的水花如飞箭般直冲对方。另一个十指相扣，双掌在迅速开合之际，挤压的水如飞镖一般飞射过去，力道更大。一个占了下风，一个猛子扎下去，另一个在后面猛追。一个刚露出水面，喘着大气，四顾寻找，另一个正立于原地嘻嘻笑着，继续推水。

你来我往，不亦乐乎的是他们。我和弟弟只能呆在岸边浅水区泡着，羡慕地看着他们戏乐。那时，我七岁，弟弟五岁，都不会游泳。

浅水区的淤泥里有一个个的小洞，我伸出大拇指和食指，顺着小洞的向前探，感觉到一个粗实滑溜的东西就用手一捏，一提，一甩，水边的泥滩上便多了一条肥美的泥鳅蹦跳着……

“你看，你弟弟出什么洋相！”在岸边石头上洗衣服的女庄邻，指着水中说。

我回头一看，弟弟已滑向深水区，沟底离岸边几米是漏斗型的，弟弟可能被水荡到漏斗边缘，正向深处划下去，水已经淹到伸直的手掌处，露出的四指在拼命地勾动着，想引起岸边人的注意。

我不会游泳，更不敢有大的动作，推起的水会把他荡到更深处，我又急又怕，小心移到跟前，一把揪住露出四指，拉到跟前。顾不上身上、脸上的沟泥，拉着弟弟向家跑。

奶奶让大姐傍晚时分，在弟弟落水处舀了一瓢水，泼到岸边，画了一个圈，烧了几张纸，感谢沟神不收之恩。

三

1984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实行了三年，父亲让会木工的姑夫用刺槐木打制了一辆平车架，又从五金店搬回了一套平车轱辘，从此农活便利了许多。

有了平车，我就可以干很多活了，鲁东南丘陵的无尽梯田中，一条条蜿蜒起伏的小路上，我和很多少年一样拉起一架平车行进着。

那年麦收，我拉着工具和化肥，送往父亲耕作的地块。出了村就是上坡，弯腰曲背，一步一蹬。头上顶着正午酷热的骄阳，路面上蒸腾的热浪，似乎将要烤燃麦收后尚未翻耕的田野，路边的树叶无力地耷拉着，叶间蝉儿使劲叫着。呼吸的节奏随着脚步变换着频率，吸一口气，猛蹬几步。渐渐地憋口气只能走三两步，最后一步三喘，汗湿衣裤。汗水流进眼睛，腌得生疼，用力眨也不顶用，越眨动入眼越多。两手紧紧攥住车把，抹一把汗，车子就停住了，咬牙沿S形移上岭顶。

猛喝几口水，洗净脸上汗，慢慢缓过劲来，拉着一袋子小麦和弟弟回家。装小麦时，车后部的重量略重于车前部，这样车头向下按的过程中，车子就有一股自然向前的惯性。下坡时，车把适当用力向上掀着，让车架后尾磨着路面，使车子处于可刹可控状态。

快到场地时，是下坡和拐弯，麦子和弟弟都偏向车后，我体重较轻，脚不连地，无法刹车，车越来越快，眼看就要冲进石塘，我一扭腰，车撞向一颗大树。车虽不会冲进石塘，但它的横杆会将我的脖子挤到树上。我左手猛地抱住大树，身子绕到树后，悬在石塘边上，左手三指被挤到树上。等有人拉开车后，血已流到树根，三个指甲全部挤断，中指第一节肉挤掉，现在仍很明显。

四

那一年，和许多村里光屁股的小伙伴一道，提着妈妈给我用碎布头缝制的花书包，我被父亲送进了村里的小学。

那时候，在农村学校，文具盒还很少见。只有两三个家里有上班的才有，是那种很窄很简易的铁皮文具盒，使用一段时间，就凹凹凸凸的，外皮的漆慢慢地剥落了，无漆处便锈迹斑斑。他们将文具盒摆在泥土堆砌的课桌上，不让人摸一下。有调皮的同学趁主人不在偷偷抚弄一番，或用铅笔刀在上面发泄一下。

我的东邻三叔是个兽医，经常给我一些长方形的、正方形的、白色的、黄色的纸盒子，来装铅笔，虽然也能引起一些同学的羡慕，但还是渴望能有一个真正的文具盒，这个念头曾经隐藏在每次丢掉纸盒子的那一刻失意里。

有一次去大姑家，大姑领着我和弟弟去他们村供销社，买糖块或者那时也少见的几种零食。

“大姑，我要那个！”我看到了柜台里的铁皮文具盒，只知道自己喜欢，还不能理解各家的困难。

“文具盒多少钱一个？”大姑指着一个问。

“四毛七。”

“拿一个吧。”

“我也要，我上一年级了，有好多铅笔呢！”弟弟也要。

那时候不知道，大姑也没有多少钱，买一个都吃力呢，最后，兄弟二人都兴高采烈。

记忆中怎么也搜寻不到这平生第一个的铁皮文具盒，是何时生锈、何时丢弃的。但它在我心中至今没有生锈，毕竟它装满了浓浓的亲情。

五

我小时候的乡下，一切显得单调、孤寂，连孩子打架也是一种乐趣。

玩伴相熟生厌，游戏争长笑短，玩笑戳到疼处，比赛久输不赢，彼此冷眼相对，话语也是夹枪夹棒，火药味十足，两人马上就冲到一起。扭胳膊、抠嘴巴，掐耳朵，薅头发，掏裆，但凡能抓住的地方，必然是连抓带挠，弄得彼此脸上道道血痕，或衣衫被扯破，或鼻孔嘴唇被抠破。

强者如战胜的公鸡，洋洋自得，不断向旁观者大言不惭地吹嘘自己某一招的厉害。而败者则沮丧着脸，泪痕斑斑，边哭嚎边朝家跑去，大概是搬兵求救。

弟弟倒很少找我，但我绝对见不得弟弟吃亏，我那时主张别人不打你，你不可以打别人；别人打你，你就打回去，这一次你不把他打哭，下次他还会打你；这次你把他打哭了，下次他就不敢打你了。要学会利用团队战术，如果好朋友被别人打了，一定要上前去帮忙，自己被打时，好朋友才会帮忙。当然，不能和好朋友一起先打别人。

其实，那时，自己都还是孩子，没有约束自己的能力，也缺乏判断是非的标准，一些不着边际的做法也是天性使然，争吵、打斗没有实质性的东西，露一样起了，又雾一样的散了。

六

村里准账，扣了两辆货车，放在村部，每夜由已放假的我们四个学生看着。我年龄最大，那年也才十七岁。

那夜，一道闪电划破了天空的沉寂，雨，狂暴的射向每个角落。剧烈的敲打着窗外的遮阳棚，敲打着院子里晒了一天的大货车，白日里太阳留下的气味，正一点点消失，不久，就淹没在雨的怀抱里了......

我们四个在办公室里打着扑克，房梁上老旧的吊扇有气无力的转着，院内的强光亮于室内的日光灯后，轰隆隆的雷声惊天动地，似乎要把上天的怒意洗净，要把大地上的愤懑荡平。门檐上的雨水，已成了水幕，褶皱了外泄的灯光。

每十五分钟，我们会出来一次，用手电筒往车上车下都扫一遍，然后再进屋打扑克。惊雷搅醒了生灵，暴雨带着青蛙的欢声，和着蛐蛐的低声吟唱，演绎着一曲生命的赞歌。蛤蟆绝对不会放过这样的时机，鼓足了力量，与这雨做亲密的接触。

零点后，风依旧，雨依旧。我们再次出来，手电筒已经昏黄。突然，一个闪电，我清晰地看到了院子里的积水已很深，急躁的雨点落下来便瞬间不见了，所能察觉的，只有冒起的水泡。

雨，打在货车驾驶室顶上，发出一声声闷响。手电，扫向车头轮胎和车厢轮胎之间，我们却发出来惊叫。

“有人！”水中森然立着四条腿，惊呆了灯光。

“快找棍子，我到东南角，小H到东北角，小S到西南角，小G到西北角！”虽然害怕，我最大，还是发出命令。

“大哥，你进办公室，打开喇叭，找人来抓贼！”小S吆喝。

“好的，你们站在墙角，别开手电，有人就用棍子揍，别让跑了！”我进办公室前仍吩咐着。

我从来没操作过喇叭，怎么也打不开，时间一久，外面的三个就喊我，由于吊扇动静太大，他们听不到我的回音，怕我出意外，都跑了进来，终于把喇叭打开。喇叭一响，谁的娃谁惦念，看车孩子的家长都带着工具跑来。各找各的娃，询问情况。

在一个没有锁的仓库门前横着一张联椅，上面有两个泥脚印。又叫来书记，在水泥地板上顺着脚印，就找到了留下脚印的人。

不管是远行，还是近走，我们都传承着那一方水土鲜明的性格；不管是过往，还是未来，我们都逃脱不掉那一方乡野里特有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