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读《书剑恩仇录》上册，金庸著，三联书店1996年11月初月重印版，1998年4月重印。

整部作品都是围绕乾隆的身世之谜展开的。关于乾隆出身之谜，有着许多不同版本的传说，只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乾隆其实是一个汉人。当然，也有学者做过专门的研究，认为说乾隆是汉人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既然说乾隆是汉人的说法不成立，那为什么又会有这麽多传说呢？中华民族是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近千年来，就先后有金、元、请三个朝代被外族人占领、统治，在堂堂的大汉族人心里肯定会留下深深的阴影。尤其是生活在这三个朝代的汉人，饱受异族统治者的欺压，思想长期压抑，又看不到未来，只得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幻想上头，幻想着异族统治者的头子，其实是汉族人的种，所以，我们即使受点气也是受自家人的气，与外人无干。这当然是一种阿Q式的民族主义，是一种被扭曲灵魂的情绪宣泄，是民众在绝望情景下的精神自慰。这种情绪，只能消解民族的斗志，培养成一种逆来顺受的民族习性。

《书剑恩仇录》就是这种民族情绪的代表作。它把民族解放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几个侠士与汉人乾隆的配合，悄悄地进行一场“和平演变”上面。这当然只能是一场黄粱美梦。这样的作品，打着爱国的幌子，只能增加一些民族的惰性与投机性。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称它为麻醉民众精神鸦片一点都不为过。       

                                     （2）

        读《书剑恩仇录》下册，金庸著，三联书店1996年11月初月重印版，1998年4月重印。

最近，四川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向荣在谈到金庸的武侠小说的时候，认为“武侠小说所张扬的侠义精神，实际上就是民间社会用以规范人际关系的道德标准，是一种‘情义伦理’。青年读者追捧‘金书’，恰恰是对这种武侠小说中传统主流价值观的认可。”

向荣说的也许并没有错，这种“情义伦理”确实是民间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但是，这并不能代表这种价值观就是对的。当一个民族把自己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英雄侠士的拯救上面，而不是通过自己的抗争、奋斗去获得自由与幸福的时候，那这个社会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希望了。包括在个体精神层面，企图通过外力的推动来改变自己，而不是通过灵魂的自我拯救来提升自己，这样的族群同样是没有希望的。而在西方，侠士不是被当做英雄来崇拜，而是被当做小丑来讽刺的，比如拿着长矛与风车战斗的唐吉可德。依靠自己的努力来改变世界，与依靠别人来解救自己，这正是东西文化的异趣之处。

                                                                      （3）

读《鸳鸯剑》，金庸著，三联书店1996年11月初月重印版，1998年4月重印。

《鸳鸯剑》篇幅不长，充其量也就是个中篇的样子。金庸的长处在于鸿篇巨制，因为他擅长讲故事，而且能够将故事讲的很生动。即以他的作品中人物的各种武功套路为例，那么多的武功门派、那么多的技巧，又要不能重复自己，没有足够的想象力是不行的；那么多的人物，要做到性格各异，风采不一，也不是唾手可得。也许这就是金庸武侠小说的魅力所在。但是，通过短小的篇幅来深入细致的雕琢一个精致的故事，却不是他的长项，这不《鸳鸯剑》，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虽然他也想通过曲折的故事来表现人物，但由于篇幅的原因，这些故事情节根本来不及展开；本来通过精雕细琢可以出彩的地方，他却蜻蜓点水似的一掠而过，情节显得突兀，人物形象也立不起来。整体感觉就是一部作品的写作提纲，读起来干瘪、无趣，味同嚼蜡，远不如他的其他作品那样引人入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