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早晨这场大雾，把整个世界笼罩在里面，人们在疫情的氛围里撕扯、纠缠，把生活里的那点意思都弄没了。

   上午，一直保持零感染的高官村，终于有了一例确诊阳性。该人来自于北京。回来的两三天里接触过多少人？不知道。好在确诊后，已经在家隔离了，心稍安。其实，真正可怕的还不是病例本身，而是对人们心理上的那种冲击。本来就处在风声鹤唳的环境里，心里像长了草，心里一直不安不牢的；如今当确诊者真实地在你身边的时候，心里就更增加了一重恐怖感。生活在惊慌之中的日子，怎么会有幸福指数？

   中午，与女儿聊天，说北京形势更为严重，她的朋友圈里已经出现了很多“小阳人”。女儿是心肝，容不得她有一丝一毫的不安全。我吓唬她：“你千万不要出门了，你要是感染了，我和你妈妈还不得急死？”又说起在哪里过春节的问题，事先早已说好或者去西沙，或者去澳门过年，按照这个形势，怕是哪里也去不了了。女儿说到时候再说，万一形势好转了呢？我更悲观：好转？不加重就阿弥陀佛了，还指望好转？

   儿子与女儿都问我第三针疫苗打了没有？我说没有。去年六月份，按着政府安排，先后注射了两针，但是，随即住院手术，第三针不能打了。儿子很着急，说我属于有基础病的老年人，感染的几率最大，要我无论如何都要把第三针打了。解巨胜很热情，到处联系打疫苗的地方，后来说高官医院就能打，大喜。近在咫尺，省了事了。

   下午，巨胜开车，拉着我去医院打针。大夫用身份证输入电脑，档案调出来了：“不对啊，你的第三针已经打了！”我说不可能。打没打我自己还不清楚吗？大夫让我看：果然有记录：第一、二针是去年六月份打的，而第三针则是今年8月12日打的。我说不可能，八月份我做第二次手术刚刚出院，怎么会去打疫苗？

   大家分析了半天，觉得无非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登记人员弄错了；另一种是有人为了应付上级，故意弄虚作假。大夫告诉我，不管是什么原因，第三针疫苗是不可能打了，除非你自己回泊头去交涉，看是否能弥补？这给了我当头一棒：本来就是高危人群，疫苗不能打，这不就把我逼入绝境了吗？癌魔放了我一马，莫非疫魔还要给我补上这一刀吗？

   晚上，给当护士的外甥女打了电话，让她托人问问，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有没有补救的可能？鄙人的一身安危，就全部维系在那位登记人员的身上了。

                                                 2022,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