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里的历史记忆（110）

日记：1980,5,28

写完小说《最后一息》，写作过程中，心情一直很沉重。此作品的原型是康侯爷。是有一点真情在内的。

日记：1980,7,14

《沧州文艺》给孙柏昌老师来信，说第四期发表我的《最后一息》。现已付印。

日记：1980,8,30

朱振岳老师从沧州开会回来，带回《沧州文艺》第四期，上面发表了我的《最后一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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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我写了个短篇《最后一息》，在孙柏昌老师的指导下，几经修改，由孙老师发在《梨花》上，同时推荐给了《沧州文艺》编辑部的崔兴林老师。

崔兴林老师在交河中学工作过，对交河有着很深的感情。我曾经冒冒失失的给《沧州文艺》寄过一个短篇小说《捣蛋小传》，崔老师在自然来稿中发现了它，印象不错，就给柏昌老师来了封信，信中说：“连续接到咱们县李洪勉的几篇稿子，这个同志很有前途，语言方面很活，文字很有功夫。他的《捣蛋小传》前半部分很好，后半部分落了俗套，主要是立意谋篇。全部扔掉太可惜，改一改，希望你对他好好进行指导。”孙老师给他回信，介绍了我的情况，希望崔老师给予关注。果然，从此之后，崔老师就一直关注着我。此次孙老师将《最后一息》推荐给他，他很自细的读了，也比较喜欢，就送审到主编可华老师那里，顺利通过，发表在《沧州文艺》1980年第四期。

这是我第一次在地区以上刊物发表小说，对我个人的创作，自然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这篇作品说的是两个农民兄弟，因文革结怨，多年不来往。哥哥在弥留之际，提出最后的愿望，希望与弟弟临死见上一面。于是，把弟弟请来了。哥俩多年不说话，此时见了面，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是拼命的哭。哥哥咽气之后，懊悔不及的弟弟无以言表，只是趴在哥哥灵前，重重的磕了四个响头。

这个故事是有原型的，就是我的远房祖父康侯爷弟兄俩。只不过他们的结怨，并非因为文革（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文革的因素，因为在此期间康侯爷曾经被打成“四类分子”，受到批判），而是因为现实生活中的墙隙之怨。之所以把故事的背景改为文革时期，还是是受当时政治环境与文艺气氛的影响。在人们的认知中，亲情应该让位于政治，在文革中深受批判的“人性论”还未能彻底平反，涉及到亲情方面，作者还是小心翼翼，编辑更是不敢轻易越雷池半步。

另外，当时的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文艺界开始受到西方文艺思潮的冲击，一些现代派的创作手法也受到作家们的推崇。以王蒙为首，“意识流”等技法大行其道。作为初学者，我们不可能不受到影响。《最后一息》就有意使用了一点“意识流”的技法，作品中花瓶也就具有了一种象征意义。——这也是当时那个时代留下的一种痕迹。

小说发表后，反响还不错，好几个人说读后受到了感动，还有人专门写信告诉我，说她读的时候哭了。现在回头看，其实很一般。之所以有许多人动情，也许是刚刚开放，被政治搞僵了的人们泪点很低的缘故。

但这篇东西于我本人还是有意义的，毕竟是第一次在地区以上刊物发表作品，对于以后的创作，无疑起了很大的助力作用。

                                                                               2021/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