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里的历史记忆（96）

日记：1979,1,6

黄屯公社赵金泉来文化馆创作。

借给赵金泉粮票10斤。

晚上与赵金泉去礼堂看电影，票价0.20元。放映纪录片《宜宾，你好》，故事片《东港谍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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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金泉比我大两岁，当时也就是二十四五的样子，却长了一副三十岁的脸。额上沟壑纵横，满面崎岖不平，我开玩笑说他是一副受苦受难的模样。不过，一笑起来，两只眼睛眯成一条线，抿着的嘴角透出一丝坏笑。 不同于我的信口雌黄，也有异于史学平的金口玉言，他不算爱说，也不算不爱说。平时沉默不说，说起来便滔滔不绝；而且逻辑缜密，面面俱到，从不肯直奔主题，迂回萦绕，不捐细流。如果你愿意听，几乎可以一直听下去。

来文化馆之前，他在沧州大化上班。而此时，他已经在《河北文艺》发表作品了。到文化馆不久，《河北文艺》又发表了他的散文《钢筋工》。当时对我们这些文艺小青年来说，在省级刊物上发表作品，就是了不起的事情了，我简直是带着崇拜的目光去仰视他。

赵金泉与我们几个一起在文化馆创作组帮忙的农村作者一样，因为爱好文学，被文化馆朱孙二位老师召集到麾下，接受老师的启蒙与指导；离开文化馆之后，人生的轨迹也大体差不多：没有政治靠山，没有财力支撑，仅仅凭借着一支笔，趔趔趄趄的跋涉。就像浮萍，被命运吹来吹去，没有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到处遭受着白眼，频繁的被动的更换工作。最终的结果还算不错，通过文学改变了命运，吃上了皇粮，老婆孩子也跟着进了城。1988年，正在市委宣传部办《泊头报》的我，与赵金泉在此相遇，他也被调到了宣传部，在此成为同事。

在宣传部的那一年多，是人生最疯狂，也最潇洒的一段岁月。编辑部的“五条汉子”傅金发、郝喜祥、田宝春、王方正与我，加上后来的赵金泉以及文联的闻章，白天拼命工作，晚上撒开玩乐，搞野餐，喝花子酒，自发搞联欢，放开嗓子唱戏，吼摇滚歌曲，围着篝火跳舞，用闻章的话说，叫“灵魂大飞扬”；用外人的话说，叫“一帮神经病”。

就像《无名文学》（报纸型）一样，《泊头报》也很短命，一年之后，寿终正寝。我回到了教育局，赵金泉暂时留在宣传部，但不久就到乡镇当了一个副科级干部。再后来，调到文联，成为有职无权复无钱的副主席，一直干到内退。

前几年，我曾经写过一个“为朋友造像”系列，赵金泉自然是其中之一。我是这样描写他的：“人进了城，心却留在庄稼地里，朴实的那点东西仍在，所以，这朋友做的也踏实。所有的人都在变，几十年下来，唯赵金泉没变，官场的虚伪与现代人的尔虞我诈他都没学会，仍旧是从前的那种朴实。当然，朴实是一柄双刃剑，成就了他也耽搁了他，最大的官也就当到了市文联副主席。这副主席说起来好听，其实名至实不归，顶多是有人请他喝顿酒，估计索贿受贿的事情不会在他身上发生。但是，他安贫乐道，挣安分钱，吃安分饭，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现在，我俩都已退休。很多人从官场上退下了，却始终没放下，一辈子就那么憋憋屈屈的活着。赵金泉却早就活开了：进得去，出得来，纵横捭阖，尥蹶子踢腿，无不从容自由。享受着天伦之乐的同时，仍然不忘用文学哄着自己玩。纵观我们这一生，成也文学，败也文学，苦也文学，乐也文学。总之，人与文学就像一对欢喜冤家，放不下，离不开，纠纠结结，撕撕扯扯，相伴了这大半生。

                                                                        2021/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