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里的历史记忆（87）

日记：1979,3,16

政工组搬到北房来住，与袁培、樊立昭住里屋，崔成春他们住外屋。

日记：1979,4,16

中午与樊立昭在城关连队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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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排河扩挖工程期间，县海河指挥部安置在天津市南郊翟庄子大队部。这是一个大院子，房间很多。我们住的是一个里外套间。外面是会议室，改造成临时办公室，住的是后勤科与政办室的部分人员；而我与袁培、樊立昭则住在里间。

樊立昭是我们进场后直接从他的老家千里屯公社来到翟庄子的，而在此之前，我俩并没有见过面。

其实，樊立昭应该算海河指挥部的“老人”了，多年前就在县团部写材料。只是与我们这些“长期聘干”不同，他是属于季节性的临时“聘干”，也就是只有出工程的时候，才会把他招上来；工程完工，他就回到村里继续在生产队劳动。

他的个头比我略高，瘦瘦的。当时也就是四十多岁的年纪，脸上却沟壑遍布。袁培说他邋遢得很，几天不刮胡子，脸上就黑乎乎的。一口稀疏而焦黄的板牙，老远就闻得到口臭，因为他很少刷牙。袜子也很少洗，一脱鞋，满屋子人都喘不开气。好在时间长了，久闻不觉其臭，慢慢的也就习惯了。看上去，他真的比庄稼人还庄稼人。

不过，别看他外表邋遢，倒是个多才多艺之人，属于典型的农村文化人。虽然驾驭不了大材料，但对通讯报道、简报之类的东西，还是驾轻就熟的；袁培非常欣赏他的“四六句子”才能，顺口溜张嘴就来。虽然土得掉渣，但生活气息很浓，不乏幽默之感。字也写的很好，规规矩矩的行楷，看上去令人神清目爽。最有趣的是他对当时很流行的各种曲艺形式也在行，经常 把工地上发生的好人好事，编成数来宝，在“海河工地广播站”的节目里播出。因为早年他曾经在农村剧团待过，京剧、评剧、河北梆子都凑合；老生、青衣，甚至黑头，都能张口就唱。虽说音色不太优美，但绝对中规中矩，有板有眼。有一次，他居然在广播站的“实况转播”里，捏着嗓子，唱了一段京剧青衣，引起工地上一片欢腾。

因为他是海河老人，对各公社连队的带工干部都很熟悉，我就跟着他到各处采访，搜集资料。不过，我最感兴趣的是，跟着他到处喝酒。那时候，海河工地干部的吃喝风很严重。当然，因为条件所限，远算不上大吃大喝，也就是在连队伙房简单弄几个菜而已，有时连炒菜都没有，只是买包花生米、腌个白菜心什么的，就能喝一顿。樊立昭与各连队干部都熟，拿着他不当外人，而他也不客气，遇见吃就吃，遇见喝就喝，有时临走还要捎着点酒菜回去吃。连队干部稍有怠慢，他便连讽带刺来几句，连队干部毕竟是下属，只能赶紧操持酒菜开喝。他也没有架子，与连队干部说说笑笑，气氛融洽得很。喝高兴了，就乘兴来上一段戏。喝得多了，一路上趔趔趄趄、踉踉跄跄。我在一边扶着他，生怕一不小心就会摔在地上，惹得过路人忍不住掩面而笑。

我与他做了两年伴。1981年，因为形势的需要，不再搞大规模的挖河工程，海河指挥部与水利局合并，我们这些“聘干”也就失了业，四下散开，各找门路去。我也离开县城，去了新创刊的《无名文学》编辑部，给可华老师当喽啰去了。

此后，我漂泊不定，很少再听到樊立昭的消息。我也曾打听过，据说他的经济情况不太好，子女不少，家庭很困难；还有的说他带着儿子四处赶集卖东西。多年之后，我在一次泊头大集上见过他一次，但也是匆匆别过，根本没来得及多说。

现在，四十多年过去了，他的情况如何，不得而知，有时候还真的很挂念的，但也没有刻意去找他。其实，如果去找，应该找得到的。

                                                         2021/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