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鹏华兄打电话，问我知道夏增江的电话否，我说不知道，因为我们已经多年未见了。鹏华兄告诉我：增江没了。我一惊：怎么会呢？他才只有64岁，按时下的说法，还是中年哪！

放下电话，我的心情很沉重。与夏增江从相识相知也已经快四十年了。四十年走过来，挺不容易的，死者长已矣，生者常戚戚；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如今，幽明异路，阴阳两隔，怎不让人感慨系之！

具体与夏增江相识于何时何地，记不清了。他第一次出现在我的日记里，是1980年的3月26日，但认识肯定是在此之前。当时，他在泊镇帆布厂，我在交河县海河指挥部，我们的相识，肯定与文学有关。那时的我们，都只有二十多岁，正是豪情万丈的年纪。他个头不高，瘦瘦的，尤其是那一双眼睛，滴流乱转，简直会说话。与瘦小的身材不相称的是，他有一副浑厚而富于磁性的嗓音，说话很好听。他与泊镇的一帮文学青年，如王雅娟、刘中华、梁炼钢、王玉红、王艳芝等人与处在县城交河的我们几个人，经常在一起聚会。我的伯父调到帆布厂任领导，我借此为夏增江说情，为他请了创作假，躲在交河招待所写东西。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在交河招待所，几个青年人拼酒的情景。后来，海河指挥部要解散，我们这些“聘干”作鸟兽散，以后的出路成了问题，很多老师与朋友都为我想办法。夏增江也不例外，想利用我伯父的关系，在泊镇为我谋一个位置。最终虽然未果，但对夏增江的热情，我却是一直记着的。那时我的家在农村，农村的物质相对匮乏，什么柴油、化肥、砟子之类都不容易买到，夏增江就自告奋勇的为我张罗。就是《小说月报》也是他替我订的，每月邮局把刊物送给他，他再寄给我。

我们交往最多的，在我在《无名文学》编辑部的时候。不但时常书信来往，还几次专程到沧州看我。我回家的时候，也要在泊镇转乘汽车，他与王雅娟等人专门到车站来接。1981年，《无名文学》改组，我们这些临时编辑被解散。我与史学平从沧州回到泊镇，一帮文友轮流宴请我们，仿佛是战场凯旋的功臣似的。夏增江是回民，1981年12月6日在他家吃的那顿回民饭，至今余香在口。1984年，我调到市教育局，同城居住，来往就更加方便。当时他们组织了一个奋飞文学社，非要请我“出山”扛旗。因为我刚刚到一个新的单位，不好把过多的精力用在工作之外的地方，而且我自己还要搞业余创作，所以就婉拒了他们的盛情邀请，但我答应出席他们的活动。所以，那段时间，一群年轻人凑在一起，大谈文学与理想，生活与创作等等，那种热烈的场面，使人终生难忘。

然而，俱往矣。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文学不再像高贵的公主，到处是鲜花与掌声；而是变成了一个挨打受气的使唤丫头，蜷缩在一个僻静的犄角旮旯左唉右叹。大家忙着挣钱，似乎都忘了曾经有过文学这件事。没有了共同爱好，大家的交往也日见稀疏。夏增江的工作单位几经变易，最后在市宗教局副局长的位子上退下来。平时在开会的时候还偶尔相见，退了休见面就更难了，我只在本地电视新闻里看见他在忙着民间文化的搜集整理，但见面的机会几乎没有了。

长时间的失去音讯，突然得知他走了，心中的震惊是可想而知的。毕竟是四十来年的朋友，心里是很难过的。今天早晨，我特意给鹏华兄到了个电话，询问具体情况。他告诉我，昨天他到的时候，人已经发送了。说得的是脑瘤，十来年了，最后血管破了，人也就不行了。而在此之前，他的老伴早已先他而去。他有两个儿子，情况不详。他的葬礼很冷清，几乎没有见到过去机关同事的影子。鹏华兄感叹人情冷暖。我说，所以，就更应该珍惜咱们这几十年的友谊，多聚聚，给彼此的晚年多一份温暖。

老兄称是。

                                                                     2016-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