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说苑》（19）

读《说苑》的“立节”一卷，说实话，有一种心惊肉跳的感觉。在全卷二十三则轶事中，就涉及到了十八人的死亡。这十八人的死亡，虽然方式不同，理由不一，但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均为自杀。十八人中，除比干是犯颜直谏，被暴君剖心而死外，其余均为自杀。而且，比干也是明知送死而自愿赴死的，也相当于自杀；他们的自杀，都是出于灵魂的挣扎。在生存欲望与道德感之间的冲突中，显然是道德感战胜了对生的欲望，因而甘愿赴死。

其实，在我看来，他们所谓的自杀理由，都不能成为其理由；即便在当时的人看来，死，固然是保持气节；不死，也没有人会有非议的。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犯下不可饶恕的、非死不足以平民愤的罪过，有的甚至是因为有功，例如楚国的将军子囊。

楚国与吴国开战，楚军病少而吴军兵多。子囊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攻打吴国必定失败，那样，就会使楚国损失国土，有辱国君，是忠臣所不忍心做的。因此，他没向国君请示，便挥军退却。按理说，如果他一味蛮干，不顾双方力量悬殊，命令军士硬攻，肯定会落个全军覆灭，那吴国的灭亡之日也就到了。但他没有这么干，而是主动退却，为国家保存了实力，为日后东山再起奠定了基础。这是对君主、对国家有利的事，不但没罪，反而是有功的。但后来他向国君复命，要求赐死。国君说：“你之所以临时逃遁，是为了对国家有利。所以，你不必死。”子囊却说：如果临阵逃跑的人没有罪过，那么后世做臣子的，都会用不利的名义仿效我逃跑，那么，楚国终究会成为天下的弱国。因此，他伏剑自尽。

其实，在这里，国君与子囊本人都混淆了战略撤退与临阵逃跑的界限。用军事观点看，战略撤退是以退为进，保持有生力量，以更有效的打击敌人，这与逃跑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应当说，子囊是一名出色的军事指挥家，他为国家保存了实力，是有功之臣。倒是他的自杀，造成了国失栋梁，实实的对国家不利了。

岂但是子囊，在本卷里涉及到自杀的这十八个人，哪一位不是社会精英、国之干才？在可死可不死的情况下，他们都选择了死。从客观上说，都对国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可奇怪的是，这种对君王、对国家、对人民都不利的是，却受到了大张旗鼓的赞扬和表彰。这些君主们，赞扬对江山社稷不利，对自己座位不利的行为，难道都疯了、傻了？这究竟为什么？我百思不得其解。

静下心来想一想，觉得是不是基于以下几条原因：

首先，是出于对权威的崇拜。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权威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而君权，则是这权威的象征和标志。为了维护君权，就必须提倡对他的无条件服从，甚至“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这是不需要任何理由与借口的。子囊有功而自杀，唯一的一点，就是未及时向国君请示便做出了撤退的决定。虽然结果是功大于过，但因为毕竟触及到了君权的权威性，子囊便认为自己是罪不可赦，国君也进而认为他的自杀是一件“义举”了。

其次，是出于对秩序的维持。君主要想对国家进行有效的统治，维持秩序是必不可少的手段。在强调统一和整齐的队伍里，任何人的出轨都是不被允许的，而不管他有多么有力的理由。为了维护这种秩序，对出列的人忍痛割爱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再次，是出于对生命的漠视。在封建君主制的社会里，只有君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对于君王来说，只有工具而没有人，生命在他的眼里是不存在的，有利于社稷便是好的，无利的，便杀无赦。朝廷不相信眼泪。孔子所提倡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便是这一观点的理论支撑。在孔子眼里，人民只能当工具使唤的。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如以死邀名等。

这些，纯属我瞎想，恐怕，连隔靴搔痒的效果都达不到。还是留待有有识之士去探讨吧。但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在这些人的自杀事件中，道德充当了第一杀手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