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里钩沉（17）

     看电影，是当年农村最重要的娱乐活动之一。起先是县里的电影队巡回到各村放映，但一年到头也轮不到一次；后来，各公社也成立了放映队，人们看电影就方便的多了。尤其是到了文革后期，人们看电影看得就更多了，几乎一两个月就能演一次。我们村分为三个大队，演电影时就叫着劲的演：你演一场，我也演一场；你演两场，我也演两场。因此，我们村最多的时候可以连续演半个月。一听说村里要演电影，人们的心里就像长了草，在地里干着活，总盼着队长下令收工。可是队长却偏偏与人们对着干，你越着急，他偏慢悠悠的：“回去那么早干什么？反正天不黑他也不演。”直到把最后一点活儿都检查过了，他才说一句：“走吧！”一听这句话，我们这些青少年就像出笼子的鸟儿，扑棱一下全都飞了。回到家，催命似的催饭。吃饱了，筷子一扔，就撒腿跑了。来到放电影的地方，早已是黑压压一片：原来，那些不干活的小孩子们，早被大人们派去占地方了。

     我们公社电影放映队由两人组成，一位叫郑凤章，一位叫梁忠起。郑凤章个头不高，胖乎乎的，戴副近视眼镜，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他负责放映；梁忠起瘦瘦的，个子稍高一些，少言寡语的，看上去很厚道。他负责发电。当时农村大多没有通电，演电影只能靠自带的一台小型发电机。他们到我们大队来演出的时候，一般是住在我们家。因为我们家住房比较宽敞。其实，我与郑凤章原来就相识。那是在公社大搞三田基本建设的时候，电影队到工地上放映，每天晚上，我早早的就守到了放映机旁。放映的时候，我还自以为是的喜欢发些议论。郑凤章听着我的议论，知道我看过一些书，对我发生了兴趣，就与我攀谈起来，从此，我们就相识了。母亲见我们熟悉，招待的就更热情。从此，他俩几乎与我们成了一家人，每次来我们大队演电影，就住到我们家里。赶上下雨天，无法露天演电影，一些人就凑到我家，闹着让他们在屋里演。二人不好推辞，就在墙上挂块白床单，支上放映机，真的放起电影来。郑凤章还教我学放映。一次，放映时他让我放，我手忙脚乱，怎么也不行，把胶片都弄乱了，最后，还是得由他自己来收场。

     我自己平常也愿意为他们帮忙。有一次晚上演电影，临近的献县高官公社电影队放故事片《南海风云》，说好互相换着放映，我自报奋勇去五里之外的高官换胶片。大晚上，天漆黑，根本看不清道路。我用自行车驮着胶片回来的路上，一不小心摔倒了，把胶片都摔出了胶片箱。我手忙脚乱的捡起来，也没有仔细检查就往回赶，到家一检查，发现四盘胶片少了一盘。结果，电影只演到四分之三就停了。郑凤章只好在喇叭里解释，说出现了一点意外，明天晚上重新演。散场以后，我与郑凤章到来的路上去寻找，最后终于找到了，原来，在我摔跤的地方，胶片被甩出胶片箱，丢失的那一盘滚到路旁水塘里的冰上去了。当我们回到家的时候，父亲直埋怨我，还是郑凤章替我解围，说不要紧，找回来就行了。其实，我自己也一直埋怨自己太粗心。可是到如今，又能怎么办呢？结果第二天晚上还真重新放映了一遍。

     因为电影，我和郑凤章还有另外一段因缘。他多才多艺，能写会画；我呢？爱好文学，因此有了许多共同语言。有一次，我到他办公室去玩，在那里遇见了县文化馆的朱振岳老师，他介绍我们认识了。过了不久，郑凤章到县里去，遇见朱振岳老师，听说文化馆要举办文学创作学习班，就推荐我参加，朱老师同意了。学习班上，我又结识了文化馆的另一位老师——孙柏昌老师，以及一大批文友，从此，我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所以，多年以后，母亲还对我说：你可千万别忘了人家凤章，要不，你也到不了今天。我连忙应声，是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