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内媒报了老外的指认，武汉理工大学校长与博士生合写的论文抄袭，舆论就有了新的期待。终于，当事人武汉理工大学出面澄清，说他们的校长“没有抄袭”，“只是疏于管理”。估计这下轮到那位叫谢鸣的博士生脑壳痛了，因为那篇与导师合“著”的论文，在被揭发出抄袭后，导师已金蝉脱壳，学生就只好把罪责独挑了。

    只是武汉理工大学现在的掌门人仍然是周校长，由自己的手下给自己力证清白，未免公信力欠缺。再有，作为导师和论文合暑者，如此大难临头先自逃，撂下罪责学生扛，多少有点不够道义。当然，从谋略上说，武汉理工和他们的校长如此做，又完全可以理解。中国高校的名誉不至再多损，周校长的前程不至再受累。因为武汉理工是中国高校中的“211”、部属重点，如果它的校长都如此下作，老外们真要把中国的大学看扁。而周校长本人正在冲剌“院士”，如果他负有抄袭责任哪怕只一半，他那“候选人”资格很可能就会旁落，而时年六十有四的他，一旦身负抄袭之恶名，当“院士”恐怕就只有下辈子了。

    因此井民宁愿相信武汉理工的解释，也宁愿相信周校长的选择。只是顺着周校长的认错往下走，想再探讨一下为什么类似师生合著的论著被逮抄袭后，总是老师负管理责任、学生负直接责任呢？而如果没有被逮住，老师总又占尽名利之先，学生吃点残汤剩水呢？比如那篇周谢二人合写之文，如果没被老外发现，就多半会在即将的“院士”评选中，为周校长锦上添花。因为参会学者在事情败露前都评价夸，那文水平非常之高，他们咋晓得，那是国外三所大学的五位科学家的沤心沥血。

    井民认为，周校长的“疏于管理”是实情。作为一个有“教职工总数近6000人”、“普通本科生35900余人”（以上均来自该校官网）的大校的法定代表人，周校长的行政事务之忙碌，以日理万机来形容，恐怕也丝毫不为过。可是，从该校今年的博士生招生简章上看，周校长还在“数控系统基础理论及其关键技术与系统研究”、“机械装备状态监测与故障诊断”、“光信息处理与光纤传感技术”等三个专业上招收博士生。而且按惯例，周校长肯定还有科研项目，否则他那博士生也不太可能招。在这种背景下，在博士生写论文上“疏于管理”，也就同在其它工作上“疏于管理”一样地难以避免了。

    前不久也是因为抄袭暴光的西南交通大学黄副校长，按说行政事务也会十分繁忙，可在该校今年的博士生招生简章上，也会发现他在“交通运输战略规划与管理”、“物流规划”、“物流管理”、“交通工程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智能交通理论与应用技术”、“综合运输发展战略研究”、“综合运输管理体制及政策研究”等七个专业及专业方向上招生，因而他的博士生如果犯了“共抄”之过，他出来辩称只是“疏于管理”，也是理由充足的。只可惜，他“疏于管理”的，恰恰是自己。此是另话。

    或问，校长副校长既然明知自己“疏于管理”，咋还会招那么多博士生？那不是找些虱到自己头上爬吗？要回答这里面的问题，可就不是一两天和一两篇能行的了。简单地说，一是大学校长和副校长本身多为所在学校的学术牛人，他们如果不招博士生情理上说不过去。二是大学校长和副校长本身多半也还有继续进步的需要，他们如果学术上止于行政那“院士”之类追求就会同时止步。而二者在当今的中国大学，都既是校长副校长的损失，也是学校的损失，同时还是一些有志青年的损失。再说“一个羊也是赶，两个羊也是放”，既然已招，招三五个与招七八个有啥本质区别？招十几个与招二三十个有啥内在不同？时下多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一个“瓶盖”要盖十几个或几十个“瓶子”，“盖不严”或如周校长所说“疏于管理”，也就难免了。所以把个杂音撂这儿：类似的“疏于管理”，还会经常见到。

    顺便说个惊喜，就在胡弄拙文的过程中，在某知名高校的招生网上，惊见十余年前因博士论文部分抄袭，被井民所在学校不予破格晋升的某某某，跳槽到那名校后，竟也在“博导”名单中，且今年招收三个专业及方向的博士生，已然成为一匹小牛。而此公当初跳槽到那名校时，其实是无颜再呆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