笼统地说，媒体的科学传播，也是沿着三个层次展开的：科普、公众理解科学和科学传播。在科普中，科学传播是单向的，科学共同体是传播的主体，科学知识的传播以科学共同体为核心向公众扩散。科学共同体居高临下面对公众。在公众理解科学中，公众的主体性突出，科学共同体与公众地位平等。在科学传播中，科学家与公众双向互动，既是有科学家向公众传播科学知识，也有公众参与科学知识的创造、科学政策的制定、以及与科学家一起塑造科学的恰当形象。在这个层面上，公众有权评价科学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纳税人有权追问他们的钱为什么用于制造宇宙飞船，而不是用来改造生态环境。也包括质问为什么他们的钱用在地震预报上，却最后却被地震搞了个猝不及防。
　　从这个角度反思5.12地震后的媒体科学传播，有些经验值得总结，有些做法值得改进。5.12大地震后，媒体密集向公众传递了大量最基本的地震知识，并用这些知识对公众作了当时情况下不得已的最大安抚。效果是：地震知识在公众中前所未有的普及，正确的，错误的，似是而非的，都得到空前大普及。如地震是地球运动的结果、地震还不能准确预报、地震对成都平原影响不大、地震来临时应当怎样逃生等。

    但是，人们在惊恐之心得到安慰的同时，也不禁会问：既然地震不能准确预报，人们应当怎样对付地震？是像发达国家那样放弃地震预报转而加强建筑抗震能力，还是若某些落后国家那样听天由命？成都平原真的不怕地震吗？成都平原不怕地震的理由站得住脚吗？两百年不会（刘宝珺）、三百年不会（王运生）、一千年不会（朱介寿）再来的8级地震，是怎么推断出来的？能够推断出未来多少年不会来多大级别的地震，为什么不会推断出此前何时会来那个级别的地震？还有，即使未来真的两百年、三百年、一千年不会来8级以上地震，来个唐山那样的7.8级地震、来个通海那样的7.7级地震，不也照样各死二三十万人吗？说成都是历史文化名城，几千年前人们选择这里定居是因其不会大地震，那北京、西安不也是历史文化名城吗？不也被人们几千年前就选择定居了吗？他们不也在康熙十八年和嘉靖三十四年分别发生过死伤甚众的大地震吗？再有，即使按专家的推断，8级强震在千年以内不会再来，但专家也告诉公众：“从公元前26年至今长达2034年的龙门山地震史料，发现8级及以上地震仅此一次”，但“7-7.8级的地震共19次，差不多100年一个7级地震”。想想1970年的通海7.7级地震，1976年唐山7.8级地震就当知道，8级以上地震固然可怕，8级以下的地震也是很不“可爱”的！其实，那种基本根据简单归纳法得到的结论，可靠性十分可疑。“过去几千年没有”，不能得出“今后没有”。每回乘电梯门都能准时打开，不等于此回乘电梯门也能准时打开。
　　因此可以说，5.12地震后的媒体科学传播，在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方面所得较多，而在公众理解科学方面所得很少，而在科普的社会、文化意义等方面，则一时很难说清所得是多还是少。单就地震科学的声誉、地震专家的信誉而言，似乎得少失多。
　　这里有个怎样对待科学的问题。恩格斯：只要自然科学在发展着，它的存在形式就是假说（《自然辩证法》）。由地震科学的眼前情况看，该科学基本处在完全的假说之中。包括它的一些最基本的理论、方法和结论，都处在争论的王国中。如果在这个时候只采用它的某一说，一般是采用有利于自己的那一说，那么，就很可能面临未来因此陷入荒谬的境地。比如，由于地球对于人类来说还是“黑箱”，人们对其内部的情况所知几乎是皮毛，因此说“成都地下没有断层”是一说，说“成都地下有断层”也是一说（如成都市人大副主任孙传敏等在5.12地震前夕3月27日的报告称，“我市位于我国南北地震带中段，境内主要分布有龙门山断裂带、龙泉山断裂带、蒲江-新津-成都-新都-德阳断裂带和邛崃-大邑-郫县竹瓦-彭州断裂带，其中蒲江-新津-成都-新都-德阳断裂带通过我市主城区。我市继1996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国家级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和防御城市后，2006年又被国务院再次确定为国家级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和防御城市”）5.12后媒体众口一辞地说“成都地下没有断层”，固然也是采用专家的说法，但必须指出，由于上述理由，此说也是有很大风险的。不要记了，说龙门山断裂带“平稳”、“安全”，“不会发生大地震”，也曾是专家的结论。
　　理解在现行管理体制下，媒体除了肩负《科普法》赋予的科学传播职责，（如该法“第十六条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化等机构和团体应当发挥各自优势做好科普宣传工作。综合类报纸、期刊应当开设科普专栏、专版；广播电台、电视台应当开设科普栏目或者转播科普节目……”）还肩负安抚人心、配合政府的政治稳定职责。但是，不论哪种理由，只要是采用为我所用的态度对待科学，就可能使其科学传播职责中愈来愈难履行。因为公众必然会对媒体所说的“科学”愈来愈怀疑。就像公众对现今媒体上的保健卫生方面的“科学新知”一样。为排解媒体在科学传播方面的尴尬或为难，笔者不揣冒昧，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一是对原本存在严重争议的科学知识，媒体尽量公平传播；二是对某些理解难度很高的知识，尽量找最具权威、又最具科普能力的专家来说；三是专家“出场”时要应尽量考虑场合；（若在房地产商的产品推介会上说成都安全，即使没有关联交易之嫌，也至少有“媒子”之嫌）四是适当展开科学讨论，用讨论润物细无声地向公众渗透用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而不能把科学神化；五是开设科学评论，就某些科学问题比如地震预报和防范的最新科学进展等，进行评论；六是利用各类媒体尤其是新媒体（因为新媒体与传统媒体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传播状态的改变：由一点对多点，变为多点对多点），请专家与公众就科学内容对话，如就地震预报的困难或不可能展开对话，向公众交待相关科学的进展和困难，即让公众理解科学；七是适时向公众宣传科学的科学观，即告知公众不能对作为假说存在的科学行道德愤怒，不能简单地以一时的得失评价某门科学的价值和贡献。恩格斯当年也曾因杜林对康德的星云假说、达尔文的进化论作道德愤怒，进行了严肃的批判。恩格斯的意思是，任何科学都有即使面对最简单的问题也作不出令人满意回答的时候，比如“这条狗的尾巴为什么这么长，而不再长一点或再短一点？”等，如果因此就怀疑科学、贬低科学，科学就没有适宜的土壤。地球科学界因5.12地震的事前没有预报、事发一片尴尬，本身已经够尴尬的了（君不见国家地震局从局长到专家在央视节目中一再落泪），如果再遭公众非理性的口水和砖头，则这门与人们生家性命关系最密切的科学，必将陷于更加艰难的境地。而这，必然最终严重损害公众的切身利益。因此，在下虽然严重质疑5.12后的媒体地震科学传播，但更坚决支持地震科学界顶着巨大压力坚持研究。
　　公众理解科学，不仅包括理解科学的存在方式是假说，不仅包括理解解科学不是万能的，还包括理解科学必定有错。要容忍科学出错，允许科学家出错。因为科学是人类的认识，是认识就会有错；因为科学家是人，是人就会出错。
　　总而言之，媒体要尽量避免有意无意地把科学塑造“神圣”，要尽量避免有意无意地把科学家打扮成“圣贤”，要尽量避免有意无意地让公众误以为科学家都公正无私、中庸无偏、句句真理。刘华杰先生曾善意地提醒“因为科学太重要了，我们常常赋予它神性”。大量事实说明，科学传播做得不好，民众非但不会更信科学，反倒可能更信迷信。这也是《科普法》中规定的科普包括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4个方面（简称“四科”）中的“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当然，如果再增加“科学文化”（包括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伦理学等）即所谓“五科”，那媒体就更不能只盯住科学知识的普及了。
　　历次公众科学素养调查都表明，尽管政府投巨资建设了大量科普场馆、科普设施、以及大量科普载体，但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仍然是最重要的科学传播、普及载体。因此，媒体在科学普及和传播中赋有神圣、艰巨的职责，忠实地履行这个职责，不仅需要政治正确、政治坚定，还需要做法科学、做法得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