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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钰、肖琼们必然的尴尬与无奈
(2006-11-18 18:01:55)| 分类： 好看时评 |
一心想上戏的女人，与手中握有上戏权的男人，商量好了进行“性”与“戏”的交易。据说这是时下电视电影行的潜规则。井民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姑且悬置存疑。但如果人们所说“一心想上”的女人数量远大于可供给的“戏”，换言之，该市场供大于求，就宁可信其有了。世上任何一行，只要供大于求，握有权力的一方就会在交易中占便宜。是铁律，与道德无涉。
交易的成功，是性换到戏。交易的失败，是性没有换到戏。换到戏的，尽管付出时性与情分离，灵与肉暂离，但当事人大多不会认为自己吃亏。因为那毕竟是事先约定好的“以物易物”类买卖。没有换到戏的，肯定会自认吃亏。只是大多数不愿意张扬，毕竟那不是啥好事情。再说“下一个”的等待，也可能使人宁愿吃眼前亏，也不愿立即鱼死网破。除非她已铁心退出这场交易。这是常理，也与道德无涉。
个别人左想右想想不通，愈想愈觉得自己吃亏，不惜搭上自己的名声，把那交易中白占便宜方告发若张钰、肖琼们。事情至此，就把道德牵涉进来了。
尤其是那手中握有上戏权的导演，不讲交易规则，破坏公平交易原则，接了人家的性，不付自己的戏，相当于商场里拿了东西不付钱，更好似在以物易物中，拿了他人的物不交自己的货。这当然是严重地违反道德。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张钰也好，还是肖琼也罢，勇敢地站出来暴光，是正义的行为，是维权的行为。人们应当把谴责的声音朝向那些占便宜者，不应当反倒朝向这些勇敢者。
问题出在这场物物交易中，“性”是个十分特殊的“物”，它往往由“情”而发，随“情”而动，很少单独使用。单独使用便是通常所说的“嫖”或“卖”。于是暴光者们立即便陷入不利境地：如果认为自己与占便宜的导演的性行为是无情之性，则自己将自己的行为界定为“卖”或“疑卖”；如果认为自己与占便宜的导演那性行为是有情之性，则自己将自己的行为界定为“通奸”或“媾合”。若真是交易不公，事后就应及时提出，退货或退钱。可是当事人没有。现在是跌倒不痛爬起来痛，很可能物已经早过保质期。若是两厢情愿，则事后反悔多少也有点不讲江湖规矩。
张钰女士的不利更在于，她自己不行或不愿，为了达到上戏目的，宁肯帮导演找性替身。为了把“吃白食”的导演捉住，甚至偷偷拍下证据。虽然这一切使她显得颇似前些年的打假英雄王海，知假买假，留下证据，高额索赔。但也如同当年的王海一样，行为或动机必然受到广泛的质疑。因此她声称要为“姐妹们讨公道”，一则姐妹们是否向她授权尚属未知，二则恐怕还是为自己考虑居多。因此，她要想立于道德的高地，就必须证明自己当初或是上当受骗，或是惨遭强奸，以清白和无辜来使事后的讨公道充满正义和正当。
还有一个更为特殊的问题，说出来多少有些令人难为情，但似乎不说出来又无法把道理说清。那就是“性”与“戏”的交易，是“物物交易”中的另类，必须单独加以研究。
第一，这是两个很难对等的“物”。什么样的性，什么样的人的性，什么时候付出的性，在什么场合下付出的性，不多不少刚好与所欲换取的戏相当，这已是高难度的经济学课题，还不要说内中必然包含的道德因素尚未考虑进去。
第二，性的付出很难计算成本。关于此，老百姓说的话很丑，理很端：“拔了萝卜坑坑在”。当事人一生中可以付出多少性？此次付出占其可能付出的多少分之一？有没有磨损？有没有折旧？磨损几何？折旧几多？怎么计算？恐怕也是举世公认经济学难题。
第三，戏的予否也很难计算价值。理论上讲，此戏或此角色可以给多人，只是多人中必有一人最合适。问题是，在给出之前谁无法得知谁更合适，就像无法得知谁不合适。因此，此戏或此角色因性交易给了某人，或没有因性交易给了某人，事后仅从谁演得比谁更好上，是绝对说不清楚的。
第四，这事还不能搞类推，更不能搞有“性”推定。你因性交易得到过一个角色，怎么能推出他人得到某个角色也必然是若你相类？甚至，你此次因性交易得到一个角色，也不必然推出随后的角色也必须如法炮制。这是个有一未必有二，有我未必有他的事情。只要不是当事人都如张钰、肖琼类，理论上人们就有权力推论他人清白，包括献身于前又后悔于后的演员，也包括可能是顺便占便宜，或用手中上戏权“寻（性）租”的导演。
结论：这类事情今后还会有。今后还会被热炒。今后的热炒仍然会重复今日的话题。这档事与今天时代的许多问题一样，都晓得它存在，都觉得它不对，都拿它没法。就连声称要替张、肖等人“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们，公道正义的口号下也还是个“炒”字。因为他们比谁都更清楚法律在这事上的无助，更清楚自己在这事上的有利。他们乐于炒这事。他们享受炒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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