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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斜的考分怎样扶正？（五）
(2006-06-21 08:30:20)| 分类： 个性随笔 |
建议虽多惜太早
既然是个问题，就当选择解决的办法。
有人提出，如果考题同一，就以考分作为唯一取舍标准。可是，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育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韩民却认为，那会带来另一种不公平：在西藏等教育落后地区，能够接受高等教育的人会变成凤毛麟角。因为至今那里每年都必然照顾分数，以让许多考分相当低的考生能上内地大学。
于是又有人建议，根据各省考生占全国考生总数的比例，确定各省的招生名额及录取分数，从而使考生不论在哪里考，难度都是统一的。然而，但这种“平均主义”不仅对北京，而且对于教育发达省份会很不公平，在那里，会有相当考生虽考高分仍上不了大学或至少上不了好大学，其结果与今天人们讨论的北京低分上好大学一样。
为与前两种方案相避，青岛市社科院研究员杨曾宪作了如下设计：在照顾欠发达地区和京沪等高校密集区利益的前提下，以平均线上下25分为界，重新划拨名额，使各地区高低分数之差不超过50分。然而，这种折中不要说在操作上可能出现问题，仅在理论上就颇为费解：如何既照顾地区利益，同时又照顾分数线的均衡？以去年山东与青海的重点线相比，两者相差200多分，如果考虑分数线的均衡，青海的分数线显然需要提高，而分数线提高的结果，只能使青海的录取率降低，从而使其“照顾欠发达地区”的初衷落空。
在这种情况下，“情况复杂”论悄悄占了上风。如前述提及的韩民就反复强调：高考录取，情况复杂，很难简单说公平或不公平。他的意思是，“造成全国各地的分数线如果是可比的”差距大的原因有两种，一种是对部属高校来说，不仅仅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且要承担服务全国的责任，包括照顾教育落后地区。对于好坏些高考成绩不很好的地区，只能降低分数线。另一种是各地分数线的制定，还取决于各地提供高等教育机会的多少，机会多，录取比例高，分数线就低，反之亦然。像北京上海等地，市属院校多，吸纳量自然就大，录取分就自然降低。因而韩民的结论是，各地应大力发展地方高等教育，包括大力开展与教育部等共建高校，这样就可能多招当地学生。
然而韩民忘记了，北大、清华等，可不是北京市建设的，而是用全国人民的血汗建立起来的。且地方再是展劲，也不大可能在大家看得见的时间内建起几个北大、清华来。至于北京市自己掏钱建的大学多招点本地考生，大家最多忌妒，不敢乱批。
对“平分论”唱反调的，还有华中师范大学考试科学研究开发中心主任廖平胜教授。该教授认为：高考录取分数怎样定才合理，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它涉及国家的人才需求与布局，有招生计划体制的问题，有照顾民族关系的问题，也有高等教育布局的问题等等。如对老少边穷地区考生的录取照顾，就是由于地区经济、教育落后的原因。但
廖教授也指出，尽管有各种原因与理由，眼下这种录取分数的不平等，仍然极不公平，并造成了不良影响：
首先，考生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不平等，与高等教育“优中选优”的初衷相背离。同时，由于各地教育投资的效益回报不平等，严重挫伤了某些地区教育投资的积极性。更严重的是，它导致基础教育发展动力不平等。一所学校如果从来没有人或只有极少人考上大学，其办学的动力机制就会受到挑战，导向标准也会发生偏差。再说
悬殊的录取分数线还激发了片面追求高分的倾向，刺激了应试教育的蔓延，而应试教育追求高分的结果，又抬高了录取分数线，以致导致教育的恶性循环，从根本上扭曲了人才培养的目标。
杨曾宪也指出，以中国之大，各地经济教育发展水平之巨大差异，要求全国高考录取线一刀切的意见也不尽合理。但他同时指出，高考录取不公的结果，正在产生一种马太效应：北京录取率高，考生升学压力小，导致拼搏精神差，从而使当地录取线愈来愈低；而外省录取率低，学生高考压力大，拼搏精神强，又使当地录取线愈抬愈高。这种由录取的不平等，导致了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合理；高考所起到的并非优化作用，而是劣化功效。它一方面使教育先进地区的中等教育水平长期落后，难以输出大批高素质的生源；另一方面又严重挫伤了其它地区中学教师的积极性，使一大批高素质生源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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