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六、七岁的时候从庆阳地区中心大城市西峰镇去了更偏远的小县城下边小公社下面的小生产队去上学，接受人生的启蒙教育。
学校坐落在半高的山腰，就几孔窑洞，复式班级，一个窑洞里两个年级的学习，一半人上课，另一半人自习。学了些啥我全都没印象了，只记得至少学会了两首歌曲：《东方红》、《学习雷锋好榜样》；记住了两篇课文：头一课“毛主席万岁”；第二课“中国共产党万岁”。每课就一句。还有一条挺长的雷锋语录：“对待……对待……对待……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没记住一个任课老师的名字，但我知道我家窑洞边上那孔窑里住的是一位男性的张老师，学校上了点年纪的校长姓王，王校长。我还吃过王家人的麻麸包子，很新鲜，很好吃。
每天下午四点放学，要沿着一条水渠走一段，然后几个同学就分岔而行。路过一个小小的磨房，然后延山路蜿蜒而下，我家住的那个没围墙的大院就在公路边上，殷家桥生产队的卫生站也在院子里。
卫生院里有个胡子拉茬的名叫殷森发的老中医，没事就盘在炕头把自己抽得烟薰火燎，云里雾里，还天天在炉子上熬制浓缩成黑酱的酽茶，总喜欢揪着我不放，拿我这个“洋娃娃”开玩笑。我曾亲眼见证过这老医生杀活羊的技术，几分钟就把羊皮剥光光，凭生头一回见识。
卫生院的南把头上高高写着“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几个字。
吃水要去不远的河沟里抬。小溪边上有泛水泉，必须一马勺一马勺的从泥里淘，一桶水也很重，跟我哥两个抬还有点吃不消。所以说吃水是很不容易的。
抬水路上应该路过一个羊圈，老远就闻见羊粪味，一时能让人窒息，我这个“城里来的”是很不习惯的。
家门前有个地窖，养了几只小白兔，下午四点放学，我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给兔子摘草。当然，出门前要给自己先冲上一杯熟炒面犒劳一下。
在这里生活还是挺快乐的，村上分胡萝卜，分甜瓜，一家一堆，都有我家的份。有一次还随母亲去磨房里磨面，见识了从套驴到收缰的全套过程。
印象比较深的是，一次妈妈半夜出诊，匆忙把我送到半山上的冯队长家，这家人没被没褥，都光身子睡在炕席上，扎得我一夜未眠，苦不堪言。
除了王久立，我已经不记得所其它同学名字了。久立住在我家窑洞上边不远处，他姐跟我哥又是同学，所以相处愉快，一见如故。很多时间我跟着他跑，到处找树，摘新鲜古怪的果子吃。
最危险的是去村口的温泉耍水，有一次差点淹死在里边，让王校长的儿子一把揪出来了，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孩子们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每天按时点站在公路边上等汽车。或者叫看汽车。当年这条干道几乎看不到车辆，只有一辆县上发出来的定点班车会准时路过，孩子们一路追着嬉闹，算是“开心一刻”。
以前说过，去南五里处的胡家湾部队点上看过一场苏联电影。这是唯一的一次。
小村里只过了一个冬天，春上就随母亲、哥哥回到木钵公社卫生院了，转学到了木钵。
木钵中学算是大学校，从一年级到初中都有。我们的中年女班主任老师似乎姓张，后来妈妈曾说，她年轻的时候当过某某团，是不受人待见的那种，斗得受不起，曾经跳过一回井。好歹她算是来到一个民风特别淳朴的地方，过活得还算安逸，这要放在当年“北上广”早就给打死几回了。
在木钵，我至少学了两支歌曲：《丢手绢》、《奶奶喂了两只鸡》。
我的同学大都忘光了，也只记得一位姓苏的，名叫育民，他住卫生院北隔壁的公社戏台后边，苏育民的妈妈是公社商店的售货员，他手里有一只很洋气的塑料动物造型的喝水壶，羡慕死人了。
在木钵中学看过一场电影，某晚演《红某记》，大家都兴致勃勃跑去，结果是从头到尾是殷承宗的钢琴协奏曲，看了没几眼就睡着了，被家长扛回家里。
第二场是坐在解放卡车的后车箱里，一帮人一起北上去四十里外的县城电影院看阿尔巴尼亚的《永生的战士》。还是没看懂，又睡着了，被扛出电影院，怎么回去的都不知道。
最爱看电影的人看了两场失败透顶的电影。
那个秋天，我重回西峰小镇，转进了小镇最气派的“东方红小学”，这就结束了我一年多点的农村生活。
2022年11月6日星期日下午7时38分
我的启蒙教育
我六、七岁的时候从庆阳地区中心大城市西峰镇去了更偏远的小县城下边小公社下面的小生产队去上学，接受人生的启蒙教育。
学校坐落在半高的山腰，就几孔窑洞，复式班级，一个窑洞里两个年级的学习，一半人上课，另一半人自习。学了些啥我全都没印象了，只记得至少学会了两首歌曲：《东方红》、《学习雷锋好榜样》；记住了两篇课文：头一课“毛主席万岁”；第二课“中国共产党万岁”。每课就一句。还有一条挺长的雷锋语录：“对待……对待……对待……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没记住一个任课老师的名字，但我知道我家窑洞边上那孔窑里住的是一位男性的张老师，学校上了点年纪的校长姓王，王校长。我还吃过王家人的麻麸包子，很新鲜，很好吃。
每天下午四点放学，要沿着一条水渠走一段，然后几个同学就分岔而行。路过一个小小的磨房，然后延山路蜿蜒而下，我家住的那个没围墙的大院就在公路边上，殷家桥生产队的卫生站也在院子里。
卫生院里有个胡子拉茬的名叫殷森发的老中医，没事就盘在炕头把自己抽得烟薰火燎，云里雾里，还天天在炉子上熬制浓缩成黑酱的酽茶，总喜欢揪着我不放，拿我这个“洋娃娃”开玩笑。我曾亲眼见证过这老医生杀活羊的技术，几分钟就把羊皮剥光光，凭生头一回见识。
卫生院的南把头上高高写着“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几个字。
吃水要去不远的河沟里抬。小溪边上有泛水泉，必须一马勺一马勺的从泥里淘，一桶水也很重，跟我哥两个抬还有点吃不消。所以说吃水是很不容易的。
抬水路上应该路过一个羊圈，老远就闻见羊粪味，一时能让人窒息，我这个“城里来的”是很不习惯的。
家门前有个地窖，养了几只小白兔，下午四点放学，我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给兔子摘草。当然，出门前要给自己先冲上一杯熟炒面犒劳一下。
在这里生活还是挺快乐的，村上分胡萝卜，分甜瓜，一家一堆，都有我家的份。有一次还随母亲去磨房里磨面，见识了从套驴到收缰的全套过程。
印象比较深的是，一次妈妈半夜出诊，匆忙把我送到半山上的冯队长家，这家人没被没褥，都光身子睡在炕席上，扎得我一夜未眠，苦不堪言。
除了王久立，我已经不记得所其它同学名字了。久立住在我家窑洞上边不远处，他姐跟我哥又是同学，所以相处愉快，一见如故。很多时间我跟着他跑，到处找树，摘新鲜古怪的果子吃。
最危险的是去村口的温泉耍水，有一次差点淹死在里边，让王校长的儿子一把揪出来了，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孩子们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每天按时点站在公路边上等汽车。或者叫看汽车。当年这条干道几乎看不到车辆，只有一辆县上发出来的定点班车会准时路过，孩子们一路追着嬉闹，算是“开心一刻”。
以前说过，去南五里处的胡家湾部队点上看过一场苏联电影。这是唯一的一次。
小村里只过了一个冬天，春上就随母亲、哥哥回到木钵公社卫生院了，转学到了木钵。
木钵中学算是大学校，从一年级到初中都有。我们的中年女班主任老师似乎姓张，后来妈妈曾说，她年轻的时候当过某某团，是不受人待见的那种，斗得受不起，曾经跳过一回井。好歹她算是来到一个民风特别淳朴的地方，过活得还算安逸，这要放在当年“北上广”早就给打死几回了。
在木钵，我至少学了两支歌曲：《丢手绢》、《奶奶喂了两只鸡》。
我的同学大都忘光了，也只记得一位姓苏的，名叫育民，他住卫生院北隔壁的公社戏台后边，苏育民的妈妈是公社商店的售货员，他手里有一只很洋气的塑料动物造型的喝水壶，羡慕死人了。
在木钵中学看过一场电影，某晚演《红某记》，大家都兴致勃勃跑去，结果是从头到尾是殷承宗的钢琴协奏曲，看了没几眼就睡着了，被家长扛回家里。
第二场是坐在解放卡车的后车箱里，一帮人一起北上去四十里外的县城电影院看阿尔巴尼亚的《永生的战士》。还是没看懂，又睡着了，被扛出电影院，怎么回去的都不知道。
最爱看电影的人看了两场失败透顶的电影。
那个秋天，我重回西峰小镇，转进了小镇最气派的“东方红小学”，这就结束了我一年多点的农村生活。
2022年11月6日星期日下午7时38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