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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大略湖畔的住宅
20年前我曾在这所房子暂住过
我遇到一个恶邻
在多伦多的集训结束后,我到安大略省另一个城市的大学学习。我事先请一位当地的同学帮我联系了住房。临去之前,这位同学给我来电话说:“房子很小,但实在便宜,而且离咱们的校园只有几百米。不过我要提前告诉你,这次我先打电话给你隔壁一个广东来的博士生,请他帮我跟房东联系订房间,这小子硬是跟我没说一个中国字,从头到尾就是‘嗯哼’,最后还是不肯帮忙,还是我自己想办法联系的房东。这家伙平时就从来不理中国人,但跟外国人却有说有笑的,我们周围的几个中国留学生都说恨不得按倒揍他一顿,看他会不会说中国话!离学校近的便宜房子实在不好租,你住进去忍耐一点儿就是了。”我这位同学来自中科院,学习非常勤奋,后来被评为全国第一批“有突出贡献的留学归国人员”,上过报纸电视。他极为忠厚仁义,也极为儒雅文弱,他都想揍一顿的人,那人品可想而知。
这套房子是平房,地上只有一层,有五个屋间用来出租,地下室不住人(据说高度不符合加拿大政府规定的出租条件)。房东是一个退休的意大利老头儿,他有六套房子,自己住在其中的一套房子里,其余的都出租。我入住时先与这老头儿签了一个协议,内容无非是不许煎炒烹炸(这条是专对中国人的),不许把自行车放在客厅里,不许留别人过夜,退房要提前两个月提出等等。我交了押金就住了进去。房子里已经住着四个男留学生:除了那个中国留学生L之外,分别来自利比亚、埃及和斯里兰卡。那天,埃及、利比亚和斯里兰卡留学生正好都在,他们倒是热情欢迎我,并帮我归置厨房的东西。
当天晚上我在共用厨房做饭时,L回来了。他进房间必须经过共用客厅与厨房,可他看见我这个正做饭的陌生中国人竟像见到一团空气一样,理也没理就回到自己房间。我吃过饭后,主动到他的房间去拜访他。他大敞着门,半躺在沙发里,把光脚丫子高高架在桌子上,一边吃叫来的外卖披萨,一边看电视。我站在门口赔小心说:“你好,我是新搬进来的,以后住在一起,还请多关照。”这家伙头没转过来,脚也没拿下去,也没有欠欠身,更没有让我进房间,仅仅说了一声“Ok”,就不再理我,仍旧接着看他的电视。我压住火说了声再见,极为尴尬地离开了。
我与L的房间其实原来是一间,被房东用薄薄的三合板间隔开,他占2/3,我占1/3,所以极不隔音。晚上他看电视到很晚,我倒也无所谓,因为我从学校回去也很晚。最要命的是,这小子每天零点以后必定把客厅里的共用电话拉到自己房间,躺在床上给他在美国的女朋友打电话,因为这个时段是半价。虽然他把声音压得很低,我也根本听不懂他的“鸟语”,但在夜深人静时,这种就像在我耳边一样的窃窃私语简直令人无法入睡。因为通常他要打一个小时,我以后就干脆半夜一点以后再回去睡觉。
平时上学校在路上迎面遇上,这小子也仍然像没看到我一样,两眼朝天,扬长而去。开始我还主动打招呼,几次过后,我也干脆不理他。这小子和我是一个系,我经常见到他和加拿大学生在一起,谄媚地说说笑笑。他对我们房子里的那几个第三世界留学生也一样不大理睬。我这才理解,为什么我那谦谦君子一样的同学说想揍他一顿。
圣诞节前夕,这小子的女朋友来看他,没想到他对我的态度突然有所转变。听说他的奖学金是留学生里最高的一档(这可能也是他目中无人的一个资本),显得比较阔绰,平时白天基本上吃食堂,晚上经常叫外卖。他女友来以后,这小子也开始陪着到我们的共用厨房做饭。他的女友倒是个热情有礼貌的人,做饭时老是主动与我们搭话。可能他感到我们房子里的人都不主动与他说话,会影响女友对他的看法,所以L开始有了笑容,并对我说起中国话来。四、五个月来我还是头一次听他说普通话,其实发音相当标准。
那几天,我要去多伦多办赴美国签证,遇到一点问题,回来后向埃及和利比亚留学生请教,正在做饭的L的女友也加入讨论。陪女友做饭的L也破天荒地插嘴出主意。第二天,他居然还当着女友主动问我去不去看学校演的电影。
可是,当他的女友回美国后,这小子又变得像陌生人一样,仍然是见面不打招呼,直到有一天他突然搬走。我与他为邻几个月,到最后都不知道他到底叫什么。接替租他房间的是他的同乡,一位广州女孩儿。
L搬走后,把我们原来的电话号码也改到他的新住址,我们新申请了一部电话。有一天,一位加中友协的华裔女士打电话给我,说曾经打过老电话号码找我,她说的是中文,可对方竟恶狠狠地用英语说:“我不认识这个人,你不要再打这个电话!”她后来好容易才从别人那里打听到我的新电话号码。这位在西方生活了很多年的女士带着哭腔在电话里说:“我这一辈子都没听到过这么冷酷无情的声音!”
在国际电力界泰斗余耀南教授(左)家。余夫人(中)还亲手为我烤了蛋糕(1986)
广州女孩儿与他的斯里兰卡男友
新搬来这位广州女孩儿的父亲曾在我们那所大学进修过,取得很不错的研究成果,一年前回国了。据说他当时几乎天天以方便面充饥,以省出钱来买机票送儿子、女儿来加拿大留学。他先把儿子送到多伦多大学学习,又写信请求他的导师接受他的女儿读研究生。他的导师对他印象很好,所以欣然同意指导他的女儿。这都是我的斯里兰卡邻居告诉我的。那斯里兰卡邻居曾与女孩父亲是一个导师,现在当然又与女孩是同一个导师。
我的斯里兰卡邻居(姑且隐去真名叫他海蒂)长得实在有些猥琐——身高1米6不到,满脸满身都是黑毛。而且他人品也很不好:有一次他打电话在中国店订了一袋50磅的大米,店员晚上送来时他不在家,就把米放在门口并跟我打了招呼,说明晚来收钱就走了。海蒂回来后立刻把米收了起来,并挤挤眼睛对我说:“商店的人来收钱时你就说没看见谁拿走了”。我当时还以为他在开玩笑。第二天晚上那个店员来收钱,海蒂竟真的指天誓日说没见到大米!店员让我做证,我只好说放米时我的确看见了,但后来不知道米哪去了。说完这话,我感到非常羞耻,简直就像自己偷了那袋大米一样。那个店员也是个华人小伙子,走的时候几乎哭了出来。我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对不起人家。
女孩儿来之前,海蒂就坐立不安,来那天他早早去机场接飞机。把女孩儿接到住处后,他又忙里忙外,帮女孩收拾房间,整理东西,像是老熟人。
那女孩儿外貌普通,很有礼貌,一付老实敦厚模样。不过她的英语实在差劲儿,学习基础也不大好。我与她听过同一门课,发现她几乎完全听不懂。这样一来,她的作业只好由海蒂包了。我问女孩儿在国内学什么专业,她说是“拖动”。我明白了,她一定没上过正规大学,因为正规大学根本没有什么“拖动”专业,她一定只是学过《电力拖动》这门课。
几天过去,他们已经如胶似漆。看得出来,海蒂开始荒废自己的学业,白天黑夜在女孩儿房间帮她做功课,而且没过一周就光着身子围着浴巾进出女孩儿的房间了。从此两人出双入对,形影不离。我隔壁恶邻的夜半电话私语刚刚停止了几天,又换成了女孩与海蒂压低声音的嬉戏声。
海蒂根本不怎么会做饭,过去每天只是马马虎虎做一顿晚饭,无非是气味辛辣刺鼻的咖喱土豆米饭之类。可女孩儿是广州人,一天不仅要做三顿饭,而且如果没课,中间还必须从学校跑回来吃上午茶和下午茶。真难为海蒂,每一顿都学着帮女孩儿做中国饭,但他做的饭看上去就没食欲。有一天我正在做晚饭,海蒂也在笨拙地鼓捣他俩的饭。女孩儿站在一边没事儿,可能是为了练英语,就用英语夸了我一句:“密斯特方,你可真会做饭,鸡腿做得好香”(应该承认,在海蒂全天候的帮助下,她的英语已经有很大的进步)。没想到海蒂居然吃醋了,马上酸溜溜地说:“方,你来加拿大就是为了做饭吗?”我听了气不打一处来,顶了他一句:“你可好,一天做五顿饭!”海蒂听了后哑口无言,悻悻地回房间了。
女孩儿马上用中文对我道歉:“你别生气,他们西方人说话就这样。”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西方人?你说他是哪个西方国家的?”女孩儿说:“我也不知道,好像他说过是印度附近的一个国家。”我正在气头上,因此不太厚道地告诉她:“印度不是西方而是东方国家,他是斯里兰卡人,他的国家比中国、印度都落后,完全是个农业国,到现在还全用水牛耕地。”女孩儿又问我:“斯里兰卡?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个国家?”我说:“斯里兰卡中文曾经译为锡兰,前几年他们的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访问过中国,为了感谢中国的无私援助,送了我们一只小象叫米杜拉,国内有首儿歌就是唱这只小象的,过去广播里老播,你这岁数应该有印象吧?”女孩儿说:“你一说这首儿歌,我好像有点儿印象”。听了这话,我暗自唏嘘不已——连人家是哪国人都不知道就慷慨献身了。
一天傍晚,我忽然听到公用客厅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我出去一看,是那女孩儿在边打电话边哭叫!虽然她叫喊的声音犹如撕锦裂帛,但我听不懂她的广东话,也不便问她。过了几天,女孩儿导师的另一个中国学生(他是我房间的上一个房客,此时已经博士毕业留校任教)见到我说:“本来导师让我负责辅导那女孩,可刚讲过一次题,海蒂就几乎要和我拼命,我只好不管了。现在导师已经给海蒂下了书面通知,说如果他再不写自己的论文,老是围着女孩儿转,就停止对他的资助。女孩儿的哥哥在多伦多大学学习,从女孩儿导师那听说了她妹妹与海蒂的事,打电话大骂了女孩儿好几次,让两人立即分手,过几天他要转学到我们学校,专门看管他妹妹。”我猜那天女孩儿的哭叫,一定与此有关。
几天后,女孩儿的哥哥真的转学来到我们学校,并且来到我们住处,逼着她妹妹搬走了。可是我发现海蒂紧接着也搬走了。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开始见到两人手拉手,亲亲热热地在街上逛,见到我还热情地打招呼。看来这对异国鸳鸯绝对是棒打不散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