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住在宾馆

局促的日本旅馆卫生间（猜猜马桶水箱上的弯管是什么？）

二十一年前，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海外过夜。我们半夜下飞机后被接到纽约近郊的一家假日宾馆（Holyday Inn），标准间加了一张大折叠床，三人住一间。当时，我们绝大多数人住过的国内普通旅馆都是盖棉被，所以我们房间的三个人见到床上被罩-毯子-白被单-床单-褥子这么“层次复杂”的卧具，一时搞不懂应该钻进哪一层，半夜三更也不好再到隔壁请教其他同伴，最后只好按照各自的理解，有的睡在被罩下，有的睡在毯子下，有的睡在被单下（当时并不知道那是被单）。

次日清晨，我被窗外奇怪的刷刷声惊醒，这声音开始很弱，越来越强，是我从未听过的。我拉开窗帘向下一看，令我目瞪口呆——那是旅馆临近高速公路上浩浩荡荡的汽车洪流发出的声响,只有千千万万个旋转的轮胎与马路摩擦的巨响，却没有一声喇叭！要知道，在20年前，我们在任何时段不慌不忙横穿车马稀疏、喇叭声却响成一片的北京长安街都不会有困难！这震撼人心的一幕永远留在了我的脑海中，虽然今天北京三环路早上的车流一点不比纽约逊色。在这家旅馆，我生平第一次见到英文版的圣经，但翻了翻就放在一边，说实在的，我多少有些惶恐，好像看到邪恶的书籍。

第二天，在飞往多伦多的飞机上，大家还在争论睡觉应该睡在“哪一层”，看来其他房间也遇到了这个难题。我们中间唯一一位曾在国外访问过的同伴说：“其实很简单，只要钻到两层白布中间就对了”。这位同伴后来教给我们不少国外生活的常识，比如他还告诉我们，旅馆的圣经是允许客人带走的(但是，最近到欧洲访问，圣经扉页上贴着一张纸条，告诉客人不要带走——2007年9月补记)。

我们在多伦多住了两个月的旅馆。这家旅馆是自助式的——每个房间的玄关处有一个简易厨房，有电炉、水槽。我与一位来自上海的同伴自己烹饪，度过了两个月的语言培训。这样的旅馆和学生宿舍差不多，我以后再也没住过。

在加拿大期间，我曾到纽约开过一次会，住在第30街的一家旅馆，这旅馆应该算是纽约比较高档的，因为不久后我在电视上看到巨星惠特尼·休斯顿在纽约演出也住在这家旅馆。但是，这家旅馆与我国现在的高档宾馆相比，似乎很寒酸——大厅里的滚梯外侧本来镶着镜子，但有很多块已经剥落。房间内部装修不错，我的房间有一张King Size（大号）的双人床。传说国外的很多宾馆没有13层——西方人很忌讳的层数，但这家的确有，因为我就被安排住在13层。我出出进进时特别留意观察了这一层的客人，发现都是黄种人与黑人，没见着白种人。

这家旅馆大厅里有一个大果篮，服务员不时地往里面添些苹果，免费供客人们取用。有一次我见到一群正在办理入住手续的大陆同胞，可能是导游告诉他们苹果是免费的，所以，人家刚刚添满一篮苹果，他们就蜂拥而上，抢了个精光！在场的外国人无不侧目。我在一旁看了，顿时觉得血往脸上涌，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记得我房间的价格是69美元一天，当然是会议优惠价。但是与当时中国人的收入相比（研究生毕业49元/月），这也是个很大的数字。我的食宿交通都是加方报销，所以在纽约的7天过得挺潇洒。不过国内来宾就不一样了。在会议上，我认识了一位电力部的处长。这位处长年过50，为了省钱，处处锱铢必较。那次会议不包饭，旅馆也不提供免费早餐。他除了一两次会议聚餐外，每天三顿饭几乎全部靠99美分一卷的饼干（在“九毛九店”买来的）充饥，而且舍不得叫旅馆的咖啡或茶水（国外旅馆大多没有开水供应，只能让酒吧送茶或咖啡到房间），就喝加上冰块的自来水（这倒是美国人常干的事），还说“反正冰块是走廊里免费制冰机里的，要凉就凉个痛快”。我几次邀他一起去吃快餐，因为反正我可以报销，但他坚辞不受。

不过，到了离会议结束还有两天时，这位处长来到我房间，跟我闲聊了一阵后，不好意思地说：“小方，我出国的费用是包干的，你能不能让我今天和你睡一张床？这样我可以省出一天的房费，明天我再到一位朋友家去住，这样就可以省出一百多美元，加上我吃饭节约的钱，回国就可以买一台彩电了，我答应过女儿带一台彩电回去的。” 根据他坚决不吃我饭的表现，我相信他决不是贪小便宜的人，既然是为了不让宝贝女儿失望才这样求我，我哪能不答应？当晚我们“同床共寝”，不过这位处长鼾声如雷，让我一夜未眠。分手时他虽然给我留了名片，但回国后一直没能联系上，算来现在他一定已有70多岁了。现在国家部委的处长出国，消费之大方，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谈到合用旅馆的双人床，我又联想起一件事：在访问斯洛文尼亚时，我们的住宿与午餐由斯方负责。可是，斯方居然违反国际惯例，我们四个人只给了两间房，而且，每个房间都是一张双人床！好在我们四个都是男的，于是乎，年近70的团长（我们的副校长）和年近60的教授同住一床，我与另一位年龄相近的同事同住一床！我暗自庆幸，因为团长的呼噜是同事中颇为有名的。

斯洛文尼亚访问结束时，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本来我们每天晚上都是偷偷用电炉子烧水冲方便面作为晚餐，房间冰箱里的饮料、食品价格昂贵，碰都没敢碰。可是虽然如此小心，在退房时，前台的一个半老徐娘竟说我们喝了冰箱里的红酒！爱喝酒的团长，已经忍了半个月滴酒未沾（除了马尔堡大学那次宴请），居然被“诬陷”，加上本来就憋着一肚子气，终于爆发了，用不是非常流利的英语跟那位英语也不怎么好的女人大吵了起来，其实是鸡对鸭讲，谁也不知对方说些什么。斯方接待人员只好从中解劝，并用斯洛文尼亚语责备了那女人几句，那女人也就不吭声了。可是团长余怒未消，一边往宾馆大门口走，一边冲着斯方接待人员大声吼道：“This woman, not friendly!”（补记：据一位经常出国的朋友说：国外客房冰箱的门不要轻易开启，一开启总台电脑就有记录，但如果没动用食品结帐时说明一下就可以。不知斯洛文尼亚当时有没有这样先进的设备。）

其实，在斯洛文尼亚，尽管我们自己吃饭精打细算，但该给服务员的小费是一次都不少，因为团长原则性很强：“服务员也不容易，主要靠小费维持生活，我们钱虽然不多，但不能丢中国人的脸。”

但是，说实话，我那时单独住旅馆，给小费是非常肉痛的，特别是不愿意给抢着提箱子的门童，我觉得他们好像是在抢我的钱。在英国有一次我从另一座城市到伦敦开会，住在一间家庭小旅馆（伦敦这种旅馆很多），我不过住在二层，一个随身手提箱也很小，但办完手续后，一个门童（其实是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头）不由分说提上我的箱子就上楼梯，到房间放下箱子后他也不走，没完没了地跟我搭讪。我心想：“这么个小箱子谁用你提，给你两英镑小费够我一顿饭了，我拿定主意就是不掏钱，你说什么就说好了，我反正有的是时间，权当练口语了”。大约五分钟后，他终于找不到什么可说的了，讪讪地离开了我的房间。现在想起来，还真有些过意不去。一般我还是给房间服务员留小费的，否则担心她们不好好清扫甚至偷我东西，当然，最后一天是决不给的。那时的思想是：我比你们这些外国服务员穷多了，哪有钱给你们！

狭窄的日本旅馆客房（猜猜左边墙上的方形板子是什么？）　

最近这些年，我们的生活不再像20年前那样困窘了，所以，在国外旅馆里发生的故事也就少了。只是去年在日本，让我着实生了一回气：日本的旅馆本来就奇小无比，设备虽然齐全，但住着很不舒服（不过日本旅馆也有一个唯一的好处——不需要给小费）。记得好像是在大阪一家旅馆，卫生间照例奇小，我如厕时，坐在马桶上鼻子几乎就碰上对面的墙了，突然发现离我眼睛不足半尺处赫然贴着一张用中文（仅仅是中文！）印制的《马桶使用说明》：“1、揭开马桶盖，2、坐在马桶圈上，3、用完后转动手柄冲水。”这“说明”印得很正规，每一步骤的字旁边还配着分解简图！我看到这个鬼说明，第一反应是这马桶可能是特殊结构的，有电加热座圈或温水冲洗喷嘴，可是我坐在那里用手在水箱、座便器上反复检查摸索，确定不过就是一个普通马桶而已！我真是哭笑不得，这小日本太侮辱中国人了，难道我们还不会用一个破冲水马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