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一种无奈的死亡

说起自杀，迄今为止，有两部著作可以说是研究自杀现象的经典之作。一是法国人杜尔凯姆的《自杀论》，一是瑞典人沃瑟曼的《自杀：一种没有必要的死亡》。前者的作者是社会学的奠基人，其《自杀论》既是社会学的开山之作，也是自杀领域的经典著作，其开创的实证研究方法至今依然是指引着我们的学术实践；杜尔凯姆用社会统计的方法为我们探究自杀奠定了基础，指出了路径。后者是国际上著名的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长期从事自杀和抑郁症的临床研究和治疗工作，对自杀意念流露、自杀者心理干预等问题提出的临床措施，得到国际自杀防预协会和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认同，她总结的自杀干预措施已经在许多国家被推广；沃瑟曼的研究则是该领域的最新成果，她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运用多种方法来阻止个体的自杀行为，减少没有必要的死亡。当然，在这两种路径之外，还有一位中国学者，也关注着个体的自杀问题，不过他是以文学和哲学的立场来注视自杀行为，这位学者就是刘小枫。他在自己的一本研究中西文化差异的著作《拯救与逍遥》里，一上来就提出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诗人为什么自杀？”对自屈原以来的许多文人的自杀不断发问，这些感情丰富、思想敏锐的才子们，为什么要弃世而去？

没有人能阻止个体的自杀，而只能减少。

为什么自杀，要结束生命？众说纷纭，至今也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心理学、社会学、精神病学、教育学都在言说自己发发现，但它们都没有找到一个合理、让人折服的说辞。

迄今为止，自杀现象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每年都在增加。这又是为什么？

精神病学一直以来都在关注自杀现象，并开展临床研究，以期能尽量减少社会中个体的自杀。临床心理学也在关注自杀，并通过实践研究表达它这个学科的观点。社会学从社会变迁、经济发展的立场进入自杀现场，但是，它仍然没有阻止自杀者的自杀行为，自杀作为一种令人伤痛的悲剧还在上演。哲学家关于自杀的发问：“生活有意义吗？”，伦理学家以为自杀违背了道德伦理法则，它们也在注视自杀。

就个体而言，正如精神病学家、社会学家所言那样，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成长期、不同的境遇里都有自杀的闪念，这一点谁人能予驳斥？就此问题，我们曾经做过随机问卷调查，在随机采访的被问者中，有90%以上的人回答曾经有过这种想法。

在我们谈论并探讨自杀时，有一点必须明确，自杀与个人的思想品德好坏无关！自杀与个人的伦理观无关。它纯粹是一种对生命的放弃，不想拥有活着的欢快，而选择了走向寂灭。

那么，在沉吟、在为那些自杀者感到伤怀时，我不得不发出痛苦的疑问，自杀者为何要放弃生命？所有的人都会受到挫折，感到抑郁，都可能有忧虑和犯罪感。从这个意义上讲，自杀是在某些特定的情感支配下的潜在倾向的外泄。

为什么有些人选择了这条道路？

我们能不能这样说，自杀是一种没有得到重新引导的行为，原有的心理创伤和精神障碍的复活，显然不能为现实和未来生活的赐物所弥补，于是在某种强烈情感的刺激下自杀者说：“我要让生命休息休息！”

因此，我们在关注自杀时，有必要回到自杀的最初现场，亲临自杀者的内心世界，与他（她）晤谈，观察他（她）的行为，感受他（她）的情绪变化，然后询问他（她），你为什么会有这种令人伤痛的念头或举动？难道你就不能回到充满活力、诱惑的生命中来？

通过注视自杀这种被文明社会研究的自我死亡行为，我感觉到在日常生活中，在普通人生活的现实场景中，我们是不愿意谈论自杀的，它是一个忌讳的话题！可是作为心理学工作者，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我必须面对，必须采用科学的方法来走进自杀的世界。

自杀：确如沃瑟曼所言，是一种没有必要的死亡。是自我放弃生命，而非自我谋杀；但自杀也是一种蓄谋已久的自我伤害。自杀者，在选择弃绝生命时，是需要勇气的；明知不可为，明知是一种十分艰难的选择，可自杀者依然而行，这就表明了自杀者并不是我们所言的胆小者。

自杀与心里问题、精神病性障碍有关联。

社会因素对自杀有影响，是自杀因素中的一个变量。

成瘾物质依赖也是自杀因素的一个变量。

对自杀诱因的探索，我个人以为，应从生理、心理、社会三个方面加以研究。杜尔凯姆关于自杀诱因只能源于社会原因，否认心理、生理因素的观点，在今天看来肯定不合时宜。因为，今天自杀诱因的多学科研究一再表明，自杀者的动机都有心理因素或精神病性因素。

自杀呵，个体无奈的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