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华诚

       寒风凛洌啊，寒风凛洌。我们七八个人站在黑暗中瑟瑟发抖，每个人身上只穿了一条短裤。操场上悄无声息的，我们谁也不敢出声，只有前面一颗香烟冒出忽明忽暗的一粒红色。

       烟抽完了，副校长把烟屁股一弹，红色在黑暗中划出一道弧线，落地了。副校长说：“半夜不想睡觉是不是？我带你们出来吹吹风。现在还想讲话吗？”

       我们谁也不敢回答。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在一所县属中学上初二或是初三。该所中学处在一大片田野中间，空气很好，天很蓝——这是勿庸置疑的。我们学校教学质量不错，中考成绩在全县数一数二，有几位老师以对学生极其严格而出名，听说过有一名化学老师一个耳刮子把某学生的耳朵打聋了。

       这名副校长，又是我们的语文老师，虎背熊腰，身形威武，平时我们都很怕他。那天晚上是他值班，宿舍楼熄灯后，我们宿舍的人还躺在各自床上聒噪不停，不晓得什么话题这么有吸引力。当我们还沉浸在一片欢声笑语中时，副校长站在了我们的宿舍门外。他把所有人像小鸡一样拎出被窝，命令我们不要穿衣服，下楼，到操场上去吹吹风，凉快一下。

       这是冬天了啊，空旷操场上的夜风必然是冷的。当我们的牙齿上下直打架的时候，副校长让我们交待是谁带头吵闹的。说实话，我们哪知道是谁带头吵闹呢，都差不多吧。所以没有人交待。不想交待是不是？副校长说，那好，分成两排面对面站好，相互打两个耳刮子，要用力！

       两个耳刮子打完，手也热了，脸也热了，站在风里果然也不那么瑟瑟发抖了。副校长又带领我们去操场边上一个地方，那里弄堂风最为强劲，在那里我们继续展示了十几分钟的“风采”，直到刚刚热乎起来的手和脸重新变冷。裹着大衣的副校长扔掉了又一个烟头，我们才洗衣革面地回到了宿舍，重新钻进了温暖的被窝。

       奇怪的是，第二天竟然没有一个人感个冒、着个凉啥的。那时大家身体好着呢。更没有人把这事告诉家长，哪还有脸说啊。再说，这种事也太正常不过了，学生不听话，老师管得严，家长不知道多开心。

       我的同桌郑同学生性调皮，他父亲与我们数学老师老熟识，数学老师甚至被邀请去他家吃过几次饭，喝过几顿酒，郑同学父亲也一次次委托该老师，无论如何要抓紧这孩子的学习，“不听话就打”。有一次，大概因为数学作业没有完成，郑同学在晚自习时，被勒令双膝跪在扫帚柄上。扫帚柄是一根硬木头，膝盖下也是骨头，没什么肉，学过物理我们都知道，双膝与木头的接触面积很小，压强很高，这是极痛的酷刑。该同学跪上去时，脸上表情都痛得扭曲了，一些女同学干脆都不忍心再看。但数学老师硬是对着手表，看他跪足十五分钟才让他下地。下地时该同学摇摇晃晃，差点站不起来了。

       这个数学老师，对扫帚这个体罚工具有所偏爱。有一次上课，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大概是数学公式背不出来罢），有六七名学生被要求站上讲台，在黑板上受刑。老师从扫帚上抽出几根竹枝，直接抽打学生的脚踝骨。竹枝极细，在空中划过时会发出“嗖嗖”的啸音，落在脚踝上直接印上一条条的红血丝。每抽一次，竹枝“嗖”的一声响过，同学伴随一声惨叫，会直接从地上蹦起来。有个同学叫阿华，排在受刑者后列，见了先行者的惨状，轮到他时，竹枝还没落到脚上，他就已经像青蛙一样蹦了又蹦。

       数学老师还擅长用饭盒、铅笔盒、黑板擦敲头。饭盒是铝制饭盒，四十多岁的数学老师力大无比，一饭盒敲在同学头上，饭盒立刻扁成了麻花，若有剩饭则立即稀哩哗啦地洒落一身，视觉效果奇佳。铅笔盒一记敲下去，则立即解体，钢笔、圆珠笔、尺子和圆规会飞遍教室的每一个角落。

       我有一次也被敲过铅笔盒，初三第二学期某次课外活动，我在操场上打篮球，数学老师莅临班级，把同学们叫进教室补习。我因在篮球场上玩，没有听见，终于进教室的时候，数学老师就爆发了：“还有几个月就要中考了，还在玩！”他抄起我课桌上的铅笔盒，就往我的脑袋上砸下来，砸完了说：“成绩好怎么样，成绩好我照样要打！”我只是很心痛我的铅笔盒，它本来就不新了，这会儿更是四分五裂，估计我被敲的一瞬间，班上喜欢我的女同学们一个个心都要碎了（后来的中考成绩我竟然夺了全县第一名）。

       跟这两位强悍的老师相比，个子不高的地理老师则只是从语言上给予同学们“恶评”，例如“你这只乌克兰大肥猪”这句话就被一次次用到某位偏胖又稍显迟钝的男同学身上。这给我造成了一种印象，以为乌克兰这个地方真的盛产大肥猪，多年后我查了资料发现并非如此。

       现在我写下这篇文章，并非想翻旧账，事实上我们或许早已原谅了那些体罚过我们的老师。我只是想说，我们要历史地看待问题——那个年代这真的只是校园里的一种常见现象。可能现在的孩子们都无法想像。事实上，现在的校园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大多数老师根本不敢动学生一根汗毛。学生会在老师面前扬言：“你敢动我试试？我爸是李刚！”就算他爸不是李刚，闹到学校来，也会让老师吃不了兜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