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年来，跨文化交往备受瞩目，在世界中写作已成常态，从本期起，本刊将开设“到世界去”专栏，约请著名作家撰写在异国他乡的文化经验，以飨读者。本期推出张翎走进非洲散记之一，带我们零距离感受“此在”的非洲。

走进基贝拉——东非散记之一

张翎

城市的组织结构从来不是均质的，每一块城区都有自己的肌理。最繁华的大都会里，也有穷人聚堆的街市；而最贫瘠的城市中，也会有一两个异军突起的富人区。璀璨的灯火无法探及之处，总会潜伏着一些幽暗的亚生命，遵从着一套自成一体、游离于主流世界之外的亚规则，在城市的幽暗处蚁蝼一样地生存繁衍。但几乎所有的城市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把富庶和华丽做成旗标向游人招摇，而把贫穷像化了脓的疮瘘一样包裹遮掩起来，让丑陋看起来不那么割眼。假如世界上真有那么少数几个国家能把疮疤堂而皇之地摆在明处，当作一番特色、一种力量来昭彰，肯尼亚可能就是其中之一。

今年六月底我来到了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一个被称为东非小巴黎的现代都市。行前按照有关防疫规定，去了多伦多一家旅行诊所打黄热病和伤寒疫苗。诊所的女医生曾经在援非机构工作过，听说我的第一站是内罗毕，就笑：“那是我们累了需要休息时的疗养地。”于是，我对内罗毕就有了某些预期。在后来的日子里，这些预期将会被部分证实，部分破碎——证实和破碎的程度，都同样彻底。

在内罗毕逗留期间，遭逢了肯尼亚一场政局大动乱，于是就被裹挟进了一些大惊小险的事件——那会是另一篇文章里的另一个话题。出于安全考虑，在不跟团的日子里，我们基本不步行出门。每去一处，哪怕只有三五分钟的路程，都以网约车代步。在这里我必须说一说内罗毕的网约车系统：司机准时，谨守职责，不绕路，礼貌和气。虽不善于主动聊天，但也能做到有问必答。一旦话匣子被撬开一个小口，偶尔也会喷出几句惊人之语。每趟行程，司机都会把客人送到大门之内才离开——内罗毕的住宅区，大多有铁门和安了电网或铁蒺藜的围墙。除了两次罢工，两三回由于交通阻塞而被额外收费，我们基本没遇上漫天要价的情况。内罗毕网约车的价格非常低廉，在油价和西方几乎齐步的状况下，我不知道他们怎么靠载客维生。

在肯尼亚逗留的一个多月里，我们基本每天都打车，于是就有了很多机会结识各路司机。后来渐渐发现了一个现象：每次网约车经过一个具有大面积铁皮屋顶的地段时，司机都会不约而同地主动向我们介绍：“这里是KiberaSlum（基贝拉贫民窟），非洲最大、世界第二的贫民窟。”那口气里不仅完全没有想象中的羞羞答答、遮遮掩掩，反而带着一丝隐隐约约的自豪，就如同是一位埃及人在说金字塔，或者印度人在说泰姬陵。听的次数多了，我的好奇心渐长，就生出一丝贼胆，想去那里走一走。

于是我在网上通过一个“行家带你行”（GuruWalk）的平台，约了一位在基贝拉出生长大的“行家”雷蒙，让他带我们去基贝拉走一走。朋友听了，纷纷劝阻。时值肯尼亚冬季，正是观看东非动物大迁徙的旅游旺季，但内罗毕的动荡时局，导致许多已经组团的游客纷纷取消行程，旅游业遭受重创。在这个节点上到肯尼亚自由行，而且要进入基贝拉这样的地段，友人难免担忧。我虽有点小固执，没听劝，但也不至于愚蠢，在去基贝拉之前，还是认认真真作了准备。我把手提包、证件和一应非必需物品留在公寓中，将现金藏在屋里的一个稳妥之处，并换上一套毫不起眼、与非洲灰色背景十分吻合的休闲衣装。在准备非洲之旅的行囊时，我特意买了一条有很多大大小小口袋的防雨裤，这些口袋在旅途中切切实实地派上了用场。小口袋拿来装付网约车费和小费的小额先令（当地货币），大口袋藏一些诸如消毒纸巾、墨镜和小瓶驱蚊水、隔离霜之类的随身用品。

临出门，让我犹豫许久的，是我的苹果手机。之前做攻略时，我就已经从多个渠道听说了形形色色的智能手机、手表遭劫事件。在肯尼亚，手机是我面临的一个几乎无解的难题：它是必不可少的通讯工具，因为我必须频繁地使用手机呼召网约车，但我又得小心翼翼地避免在公共场合展示它的存在。于是我就将它陷入了一种地下情人的尴尬状态：在我不得不使用它时，我会选择在大门内或者某个避人的墙角把它掏出来；在餐馆吃饭时，我时刻警醒不能把它公开放置在桌面上；进入网约车后，只要窗子留有一条缝，我就会把它压在大腿之下，免得暴露在窗外行人的视野之中。

一个月后当我从非洲回到多伦多时，我啼笑皆非地发现：我已经习惯了手机的半地下存在，一时无法坦然面对它的公开身份。每次一到公众场合，神经就会自动一紧，眼睛开始滴溜溜乱转，下意识地扫描周围环境和手机的所在位置；和朋友外出吃饭，吃到一半，发现了桌面上的手机，会猝然一惊。其实，手机遭劫的故事只是一桩传闻，但它所激起的效应，却是一万个太平故事也无法稀释的。在肯尼亚长期生活的人，往往会嘲笑外来人的杯弓蛇影。他们很难理解，失去了熟悉环境坐标的外来人，是宁愿相信那一桩传闻中的意外，也不肯轻信那一万个现实中的太平故事的。

（节选）

原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2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