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三年来，多时闷在家里，有了更多的读书时间。我翻出书架上被冷落多年的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白朗宁夫人的《抒情十四行诗集》《聂鲁达诗选》《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等，想集中阅读一下外国诗人的作品。有意思的是，我发现我藏书中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竟有三个译本：一本是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梁宗岱翻译的；一本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屠岸翻译的。第三个译本很特别，恐怕没有多少人拥有它。面对屠岸先生的译本，我不能不说到一位我敬重的翻译家、出版家，他叫施咸荣。施先生是研究美国文学的大家，也是《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编辑和出版者。我青年时代的文学挚友施亮，正是他的儿子。因了这层关系，还在读大学一年级的我，就得到了大翻译家施咸荣先生的一批赠书，屠岸的译本就在其中。在《译后记》中，屠岸先生说：“译诗是难事，译莎士比亚更谈何容易。要译文的文义不出错，不是易事，但更难的是传达原诗的风格，原诗的韵味。好诗有一种在字面上捉摸不到然而能够动人心魄的魔力。”这句话透露出大诗人、大翻译家屠岸先生对诗歌的理解和敬畏，他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认同一个观点，即“诗歌根本不能翻译”。

然而，热爱译诗，尤其是热衷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翻译的人，还有人在。我手里的这第三个版本——杨九声先生翻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就是明证。

我对“友人书”的执念：一是作者作为朋友、文友、好友、挚友相赠的著作（包括作者身后亲友、后辈所赠）；二是我由衷喜爱，冒昧地向好朋友讨要来的。这就引出了我得到杨九声版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小故事。那是前些时，我在朋友圈看到好友杨浪的文图，知道他有一批藏书要转赠朋友，其中有一本郭小川的诗集《雪与山谷》，便发信向他讨要：我特别喜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这本诗集，它的封面洁白素雅，一位女战士裹着大衣行走在满天的飞雪中。我初次读到这本诗集时正值懵懂的青春期，有些尚能背出的诗句中，牵连着我满满的青春记忆。浪兄在赠我的郭小川诗集的扉页处写道：“这本换手心里特别不忍，不过诗集赠诗人也是得其所哉，或许因为这些流布阅读的过程使它久存呢？培禹兄存阅，浪”。就在得到心仪的诗集的同时，杨浪兄给了我一个意外的惊喜：他把杨九声翻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一起寄赠予我。杨九声先生是知名文化学者杨浪的父亲。

友人书，格外珍贵。一本本赠书，有着一段段过往，长存着一个个故事。

二

友人书，书还在，友人却已远行。

都说少年记忆最清晰。大约还是“文革”中的岁月吧，我们那条小胡同里也出现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式的街头演出。其中一个叫苏伊的女孩舞蹈跳得特好看，许多时候，她都是主演。当时我们这一群整天“混”在一块儿的伙伴里，大概只有我是因为另一个原因喜欢盯着她多看几眼——苏伊的爸爸是我国著名诗人臧克家。因为那个时候，诗歌的种子已埋藏在我的心里。1973年，我在北京二中读高中时，诗情正“勃发”，一口气写下了三百多行的长诗《雷锋和我们同在》。写完之后，自己朗诵，激动不已。那天，我糊了一个大大的信封，装进厚厚的一摞诗稿，心跳地交给了苏伊。记得她瞪大了那双美丽的眼睛看我，我赶紧转身逃离……

(节选)

原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24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