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裹了一身风雪，一闪身进了店子。“喜婆婆”迎上来说，冷哩。她矮矮胖胖的，开口笑的时候，慈眉善目，胖胖的脸上洋溢着喜气。店名“喜婆婆美食店”，老板娘生得又这般喜气模样，我心里早已先入为主地认定她就是“喜婆婆”了。人如其名嘛。

一看墙壁上的挂钟，已是晚上八点半了。我拍打着衣上的雪花，道，难得碰上今年这样的一场大雪。喜婆婆脸上依然是标志性的笑容可掬，她接过话去：正想要关门了，可是只有面条吃了。我这才留意到，店子里除我之外，已经没有一个顾客。平常这个时候，店子也打烊了。我忙说，那就面条吧，垫垫肚子就行。喜婆婆扭动着胖胖的身躯，往里间的厨房忙去了。本来不大的店面，突然让我觉得空洞洞的。我面街坐定，看到街边昏黄的霓虹灯影里，雪花忽东忽西地乱飞，一点讲究也没有，像是顽皮的孩童。雪是今夜天地间的主宰，外面一片清寂，曾经的车水马龙硬是被大雪生生地删掉了，街上的商店也似乎被逼得早早关门大吉。门外偶尔驰过的小车，披了一身雪白，慌不择路般一闪而过。

面条下好了，放在厨房边的小条桌上，一大碗热气袅袅。小条桌上摆着好几种码子，供顾客依自己口味喜好添加，有萝卜条、藕丁、酸菜、香菜、坛子辣椒、榨菜丝、酸豆角以及青椒油渣。我挑了萝卜条、藕丁、香菜、青椒油渣，白的、红的、绿的，碗里顿时丰富起来，胃里霎时也暖意盈盈。我拿起筷子轻轻地搅拌了几下，先凑上嘴去啜了一口面汤，爽口，香鲜，筒子骨炖的高汤，是喜婆婆店里特有的味道。我想，正是因了这口高汤，才不负“美食”的称谓吧。

这个小店就在我居住小区的入口处，进门的右手边，方便得很。我入住小区已十二载矣，见证了这个店面的兴衰起落。更早之前的记忆里，这里开的就是饭店，名字叫“北海楼”。那时店面规模是如今的一倍，一楼可以摆上个三五桌，二楼还置有包厢三间。据说是几个退役的兄弟合伙开的，都有过在北海从戎的经历。其中有一个还是我后来的同事。我那时还没调来市里，在一个离市区百里外的县城工作。但我来市里出差时，倒是光顾了好几次“北海楼”，大多数时候是市里机关安排的公务餐，也有自行安排的接待。“北海楼”是机关接待的定点饭店，店里生意不错，经常碰到熟悉的面孔。其时，你来我往的请客吃喝，心照不宣之下似乎并无忌讳。许多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一旦习以为常了，大家也就坦然自若，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不乏身处其间的人，在慨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然而一场陡然刮起的风暴，是的，我要称之为风暴，本质上旨在纠偏的一场自我革命，更像是一场“头脑风暴”。“北海楼”这时候俨然像一张小小的晴雨表，店里的生意每况愈下，我刚刚搬迁至这里的小区，每天上下班我都笃定要经过饭店门口，对于店里客人的多少，几乎一目了然。我看见那个打理日常的胖胖的江总，经常无所事事地窝在沙发里玩手机。日见萧条的生意，已经预示了“北海楼”不太乐观的前景。果然没有多少时日，“北海楼”完成了它在市场打拼的使命，悄无声息地关门了，结束了它的“江湖地位”。

店子所在的码头应该说是不错的，正处在宝塔路与芙蓉路的交会处，经营酒店有比较成熟的条件，何况它曾经红火，是个热场子呢。于是很快就有人来接盘了，稍加粉饰，即行正常营业，不去仔细打听，还真是不知道店主易人了。当然店子也更名了，叫“如意楼”，我和朋友偶尔光顾两回，感觉并无多大特色，不过是大众化的口味，中规中矩。在流动人口极少的这座城市，当公款消费大幅度削减的情势下，饭店常常靠回头客才能支撑起一本“生意经”，而吸引回头客无非是两点，一个是与众不同的独特味道，另一个则是大众接受得了的价格水平。“如意楼”似乎都做不到这两点。每月如房租水电、员工工资、相关税费、银行利息等的支出，皆是每一个经济实体首先要保障的刚性必需。所以有老板诉苦，做生意先得给别人赚足了，然后才是属于自己的纯利润。问题在于倘若生意不景气，则需要自掏腰包，连刚性支出也保证不了，那么店子岌岌可危。我生活的这个地级城市，顶多算三四线了吧，典型的湘中地区，人们的口味自然偏重一些，湘菜自为餐桌上的主打菜品。也有定位在高档消费如海鲜城之类的饭店，没几次保准就会让味蕾乏味，“嘴里淡出鸟来”，吃来吃去还是青椒炒肉、水煮活鱼这些传统菜肴过得硬、吃得香。假如店里没几个招牌小炒，指定对客人的胃没了诱惑力。“北海楼”生意做得火，倒不全是讲其口味怎么地道，“如意楼”生意勉强，则直接与其经营之道相关了。二不溜五的口味，亦无特别的竞争优势，“如意楼”难得“如意”下去，也不是什么意外之事。不到一年，“如意楼”老板拍屁股走人了。这一次，一把链子锁把门面锁住了大半年。

(节选)

原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