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母亲个头矮小，只有一米五高。但母亲“能量”巨大，底气足，胆气豪，嗓门高。由于父亲是抱养的，据说“命硬”，三岁时养母仰药（洋烟土）而死，十一岁养父因病离世，父亲十岁就去离家三十多里的安祥寺村当小长工，包吃包住之外，每年还能挣回七个银圆。父亲多年后跟我们说起来，还念着“东家”的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身的人都知道“阶级成分”这个词，其中最革命的人民群众是“贫下中农”——这是一个具有时代色彩的复合词，是“贫农”和“下中农”的组合简称，都属于穷人。其实，比“贫下中农”更穷的是“雇农”，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我父亲的“成分”就是“雇农”。母亲虚岁十八那年，从十里外的南口前村嫁到高庄村，跟着十七虚岁的父亲打拼一生。父亲打小善良，或者说是懦弱，受人欺负之际，孤苦无依，万般无奈，默然洒泪。俗话说：“没娘的孩儿，天照顾。”母亲在家顶起天！母亲晚年多次对我回忆说：“那会儿，哭得比尿得多。”

贰

母亲发誓要多生几个儿子，便开始了自己的“计划生育”，起好名字才生——给儿子们取名“和、平、永、远”，寄托着美好的希望和强大的力量。母亲总共生了八个儿女，姐姐最大，大哥、二哥、我、弟弟，最末一个小弟送人了。据母亲说，其他儿女生下来奶水都充足，但生我之后奶水寡淡，我整日里哭唧唧的，紧挨着又生下一对“龙凤胎”，就没有“抬掇”起来，让我吃了本该属于“龙凤胎”弟妹的“口粮”。“吃接奶”的这段特殊经历，使我身体从小就很健壮；然而，这也成了我多年来心底里感到最深的罪过。还有，生我之后，姐姐跟着受累。本来母亲是让儿女们累苦了，不打算“抬掇”起我，可是读小学二年级的姐姐哭着闹着想要把我留下，正巧用破布裹着的我，一哭一蹬小腿儿，露出了黄红色的小膝盖。父亲说，你看就像个鸡蛋。姐姐趁机大哭。母亲妥协了，流着泪说，留下了他，你就得看他。尚未读完小学二年级的姐姐，从此辍学带我。后来有城里人，知道“没有‘抬掇’起来”，是溺毙的委婉说法，便叱责我的母亲“造孽呀”。那是他不了解什么叫穷人的日子，什么叫度日如年。俗话说：“饱汉不知饿汉饥，好人老说病人虚。”我理解我的母亲。我深深感恩父母，还有姐姐，千辛万苦把我拉扯成人。

叁

俗话说：“大家分穷，小家吃穷。”又说：“穷人肚大。”“养家糊口”四个字，重如千钧！那时父亲一个人劳动，拉扯着五个孩子，把嘴“糊”住就很难。作为孤儿，父亲自幼缺疼少爱，便把全部疼爱给予儿女。母亲常回忆一桩往事：某年父亲和我二哥一起去县城，父亲给家里每个人买一个“干锣儿”（类似烧饼），但自己舍不得吃，从四十五里开外的县城步行回来，走到离村二里的小柴棚村时晕倒了。二哥赶忙到人家讨了一碗水喂父亲，父亲醒过来歇一会儿，继续走回村，没舍得咬一口“干锣儿”。母亲何尝不是！母亲的活计更重。白天轧碾，把两三天内要吃的米呀面呀，都会碾出来。我五六岁未上小学之前，经常被母亲逮来轧碾，在碾道里推着碾杆转上大半天，头晕得天旋地转，有时候看见碾子就头疼。每天晚上，母亲在油灯下做针线，全家人一年四季要穿的单的夹的棉的衣裤和夹腰腰、棉腰腰（类似坎肩），以及单鞋、棉鞋和鞋底，都是母亲一针一线连明昼夜缝制出来的。俗话说：“娃们外边走，带着娘的手。”说的就是这份甘苦；当然还要讲究穿得齐楚、好看、排场。民以食为天。每天的早饭是小米稀饭，加一点干粮，就着“烂腌菜”吃。午饭和晚饭，主食大多是玉米窝头、高粱饼子或黍子糕。平日里的“副食”，就是一大家人一锅烩菜，白菜、土豆、胡萝卜、倭瓜和西葫芦等，有时加一点粉条和豆腐，那就很稀罕很丰盛了。七个碗，在炕沿上摆成一字长蛇阵，母亲掌勺，往每个碗里盛菜，我们虎视眈眈地望着，其中六个碗是平均分配的，只有一个碗，刮一点锅底剩菜剩汤，那是母亲的一份。

肆

都说严父慈母，我家是严母慈父。母亲脾气暴躁，经常没好气，我又是吃过“接奶”的娃，有无限的精力淘气，挨打是不可或缺的。母亲上树特溜儿，到六七十岁时腰后别一把斧头，嗖嗖嗖爬上高树，还能上树顶砍梢子。大哥二哥都会上树，我从小一上树便腿抽筋，不服气，故经常蹬着梯子上房顶去“放眼世界”。那时农村都是连檐房，一排房可以串五六七八家，上了自家的房顶，可以蹑手蹑脚溜达到高家常家贾家的房顶上。某日夕阳西下，景色迷人，家家户户的窑独（烟囱）炊烟袅袅，各家都在做晚饭。我心情大好，突然来了“灵感”，把每个窑独上边西北面挡风的砖头，扳倒盖在窑独上，除自家以外，高家常家贾家一溜烟儿挨着盖，然后，坐在自家窑独旁，居高临下，观赏“实验”结果。结果是，各家窑独不冒烟，各家家里冒黑烟，呛得人都往院子里跑……最令人气愤的是，老家乡俗对人最恶毒的诅咒是“炕上不卧娃娃盖了窑独”，故“盖窑独”意味着家破人亡绝了后！那时我只有五六岁，只想做一个新奇的“实验”，并无恶毒用意。但结果被母亲现场拿住，好一顿棍棒招呼！当晚我愤怒地“绝食抗议”，母亲说，不吃是他不饿！夜深人静，父亲抚摸着我红一片紫一片的身体，哄我起来吃饭，母亲从锅里拿出热着的饭菜说，吃，你这个灰猴！还有一次“大事故”也不能不提：父亲的生母去世，我们全家到三十里外的快乐村奔丧，大爷的三儿外号叫“三地主”，我四岁，他三岁，几个小兄弟玩“斗地主”游戏，玩着玩着进入了角色，我用绳子把“三地主”的脖子套住，吊在院子里的梯子上“批斗”，幸亏大人们及时发现，差一点酿成大祸，所以当天就把我送回姥姥家。诸如此类，层出不穷。每次“肇事”，母亲都会骂我，“三天不打，上房搬砖揭瓦；一天一顿，欢喜不尽！”我现在回想，母亲用笤帚、鞭子、树梢、擀面杖、搅火棍、火铲子等顺手抄起的家伙儿都招呼过我，却没有打坏小胳膊小腿儿和小脑瓜等小零件。用今天的话说，我是个货真价实的“熊孩子”，不打真不行。俗话说：“宠儿不孝，宠狗上灶。”世上少有打坏的儿，人间多是宠坏的仔。我对母亲没有一丝半毫怨意，只有无尽的歉意。

伍

(节选)

原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