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约在十岁的时候学会了理发，对象是我自己。那时不叫理发，叫剃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在我的老家流传着一首歌谣，至今我还记得这么几句：“剃分头，不戴帽；镶金牙，一脸笑；穿皮鞋，嘎吱叫；戴手表，捋胳膊。”这个“膊”字，我的老家念“抱”，如果念“博”就不押韵了。歌谣的首句把剃分头看作是一件光荣的事，因此不主张用帽子把它盖住。所谓分头，就是把头上的头发瓜分成两个部分，瓜分的原则不等，从正中间一分为二，像电影里的汉奸；从左侧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地方分成两份，就像干部了。我的父亲由干部变成农民以后，在头发上仍然保持着干部的待遇，从四分之一的地方进行瓜分，那个分水岭在左眉的上方。

一年后，我从我的母亲身边被分配到我的父亲身边，我也是剃分头的，而且也是从左侧四分之一的地方分的。其实既然是分头，就不应该叫剃，因为分头不用剃刀，而用推子、剪子和梳子，应该叫推分头、剪分头和梳分头，或者叫理分头、留分头和蓄分头，其中任何一个说法都比剃分头要合乎语法的逻辑。在我的记忆中，我的老家除了妇女，广大贫下中农和革命群众清一色全都是光头。劳动的时候站成一排，在太阳的照耀下闪闪发亮。我的大伯还曾经是我父亲的启蒙老师，还是书法家、数学家、教育家，家乡著名的知识分子呢，但他变成农民以后，就没有我父亲那么执着，连一根头发都不要了。

我记得那时候剃一个光头是一角钱，剃一个分头是两角钱，因为剃光头只要一把剃刀，先用肥皂水把发根焖软，雪亮的剃刀在乌黑的荡刀布上荡几荡，再来到头皮上，“哧”，“哧”，很快就结束了。以杀猪刨毛打比方有点不妥，那就打比方刮土豆皮吧，刮完一个往旁边一拨，换下一个。而剃分头，除了用剃刀刮头发的周边，刮脸上的汗毛，还要用推子、剪子、梳子、镜子——剃罢让你自己拿在手里，左右照了，又照前后，看有没有偏颇，是不是对称，成不成比例。人说是后脑勺的头发摸得到，看不到，可在剃头时就能看到！这样想来，剃一个分头价钱是剃一个光头的两倍，不多。

回想我们父子二人之所以如此顽固，宁可多花一角钱也不剃光头，潜意识里是否有一种士可杀而不可辱的心理亦未可知。我们多半是每个月剃一次头，算起来每年花在剃头上的钱再加两角，五块钱就可以捉一只小猪喂着了。然而我们义无反顾，我们不计得失，我们不喂猪也要剃分头，其行为第一像苏东坡，宁可食无肉，不可头无毛；第二像殉节朱明王朝的汉臣，宁留发，不留头。

话说在我将满十岁的时候，我的父亲给了我两角钱，让我到离家五里一个名叫蒋家堰的小镇，去请一个名叫李德仁的剃头师傅给我剃一个分头，庆祝我诞生的十周年。我持钱而往，走到镇头，发现剃头铺的旁边还有一个书铺，书铺里有很多书，其中有一本的封面写着《海瑞》，我知道这是一个清官，一喜欢就把它给买了。那本书的定价是一角七分，买完才想起剃头的事，但剩下三分钱已经不够给李师傅的，就只好回家对着镜子自己剃了一个。说是剃，实际工具是一把剪子，我的父亲拿它剪过烟丝。

我的父亲黄昏收工回家，由于饥饿，先忙着做饭，并未发现我头上的破绽。倒是到了晚上，我的大妈到我家来看出蹊跷，但她对我绝不怀疑，却大骂无辜的剃头匠：“挨刀死的李德仁，把娃子的头剃得像狗啃的！”

李德仁是蒋家堰镇剃头界的名流，技艺精湛，威望甚高，如今无端挨骂，让我颇觉对他不起。再想他也的确有该骂的地方，比方说我上一次请他剃头，洗头时把他接热水的皮管子碰了，那时候剃头铺里的水管还没有金属的，他就当众污辱我道：“你把我的雀雀儿碰歪了，你得多给我一角钱！”众剃头者闻声大笑。“雀雀儿”一词出于我们老家的民间，是对少年男性生殖器的昵称，因它形似一只可爱的小鸟，而据我后来回忆，李德仁师傅当年都四十多了，他可不是“雀雀儿”，它可没有那么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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