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二十岁那年，得了场急病。父亲不知从哪儿打听到一个专治此病的医师。

翌日清早，他便带我去相隔三十里远的一个镇上，逢人就打听那个医师的诊所。三十元钱一包的中草药，捡了七包。我心疼得要命，平时一分钱恨不能掰作两分钱花的父亲，将钞票叠得整整齐齐，双手恭恭敬敬地递给那个须眉皆白的老医师。那神情，与寺庙佛陀脚下虔诚的供奉者无二。

回家后，风尘仆仆的父亲脸都顾不上擦一把，平日很少进厨房的他，亲自为我熬药。我见他坐在灶膛前的蚂拐凳上，腿长腰长的他，虾躬样地屈着膝，抻着颈，两眼不错珠地盯着药罐子。为了怕药汁溢出来，鼓着腮帮子，一口接一口地吹气，半个小时后，将二两切成指头般粗的生猪油放进去再熬……一个时辰后，父亲便大功告成似的，叫我喝药。

我敢打赌，这世上，再没有比这种更难吃的中草药了！一层厚厚的，浓得化不开的油腥子堆积在药汤上，闻着那味儿，人都要腻歪了。

我心里一百个不情愿，磨蹭了半天都不愿张口。父亲在一旁温和地催，好崽，快喝了吧，良药苦口利于病，喝了病就好了……

我心里一暖，倏忽感觉病去了几分。病中真好，全家人都让着你。可以开小灶，可以吃零嘴儿，可以在父母面前撒娇。不管你几岁，病中的你，在父母眼里都是需要精心呵护的。孩子病了，父母比自己得病还要着急上火。他们宁愿自己病痛，也不愿意孩子有一丝一毫的闪失。自从不穿开裆裤后，父亲便呼我名字，从不叫“满崽”了。人活一百岁，都愿自己是父母掌心里的宝。

写到这儿，不禁想起一件趣事。我大姐的儿子三岁那年犯了个小错误，大姐倒拿鸡毛掸子要抽小家伙的屁股。谁知小家伙猴子样钻进床底下，大姐握着鸡毛掸子左挨不着，右捞不着，最后无可奈何地说，超，快出来吧，出来就不打你了。小家伙却躲在床底下提要求，你为什么不叫我“满崽”呢？叫我“满崽”就出来。

也真是奇了，服完那几服中药，我的病竟奇迹般好转起来，只是身子尚弱。

二

记得那是一个阳光慵懒的下午，我在卧室门外葡萄架下的竹椅上午休，醒来睁开眼时，发现父亲站在我身旁慈爱地瞧着我，神秘地朝我笑笑说，到厨房来……

众所公认，四姊妹当中，我是秉承父亲遗传因素最多的一个。

我以为父亲要同我讲一件什么悄悄事。一言不发地跟进厨房，母亲正在灶台上收拾，水缸木桌上墩着碗堆得冒尖的炖猪肚。

要知道，那个年代的农村，即便在大年三十晚上，平常人家的年夜饭不一定看得见猪肚这道美味佳肴。这不年不节的，父亲突然炖了猪肚子来改善伙食，我摸起了后脑勺。

快吃！父亲压低声音命令我。

我吃？！我拿眼睛瞟瞟门外，用手指指着自个儿鼻尖。

父亲从灶膛前端起那条蚂拐凳，用手掌在上面抹了抹，放在水缸桌边，又从筷子筒里抽了双筷子塞到我手里，朝我使了个眼色，按着我的肩膀坐下，严肃地说，你大病刚愈，身子弱，需要补补，听话，莫让了，快趁热吃！

母亲也走拢来劝我，你爸专门做给你一个人吃的，他在我面前哝了几回，心疼你瘦了……

举箸在手，感觉重若千斤！我是个无用之人，病中的我，拖累了全家，平日里享受父母贴心巴肉的疼爱，已令人柔肠百结，没料到父亲还为我如此破费。

也许，对于富贵人家来说，别说一个猪肚，就是一头全猪全羊都不屑一提，可于我们家当时而言，那是前所未有的奢侈啊！

由于我们家建起了红砖楼房，外头还欠着债。为了补贴家用，父亲凌晨五点钟起床，挑担箩筐，打着手电筒，去我们乡圩扯猪腿收猪皮子再去县城卖，从中赚几块钱差价。有时乡圩没货了，便要再步行二十里路到镇上去，为了节约一个铜板，父亲通常舍不得吃早点。为了节约五毛钱车费，父亲一根木扁担担着百八十斤的货物，一步一步吃力地行走在崎岖的山路上。右肩痛了，换到左肩，左肩红了再换到右肩。贴心的白棉背心常常是湿了又干，干了又湿。一天累死累活下来还挣不到几块钱，回来时箩筐里便多了些洗衣粉、肥皂之类的日常用品。如果多了一袋苹果或梨子之类的水果，表明那天生意稍微好一点儿。长年累月下来，父亲的双肩被扁担压得凹进去，脚板心长了个厚厚的鸡眼丁，却从来舍不得花一分钱去治疗。有一次疼得难受，叫母亲拿火柴来烧，母亲素来胆小，划燃火柴后怎么也下不了手，他一把夺过来，将火柴头往鸡眼上一戳，屋里顿时漫起一股焦煳味……

多美的猪肚汤啊！

肚片脆而嫩，汤汁鲜而甜。知我怕油腻，这么大一碗肚片居然连一片指甲大的肥油都没有，就在我酣然午睡时，父母在厨房是如何紧张忙碌，一丝不苟地煲这一锅“爱心汤”哦！

见我动了筷子，父亲像卸下一副石磨，搓了把手，走出厨房，轻轻咳嗽一声，坐下来开始卷他的“喇叭筒”旱烟。

三

……选读结束,更多内容：《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