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63年，在洛阳东市的刑场上，人头攒动，人声鼎沸。司马昭在这里斩杀了一个划时代的巨人，他叫嵇康。当刽子手砍下那高傲清洁的头颅时，中国历史湿润了，嵇康这个鲜血淋淋的名字就红红地浸染着历代文人的心路。

　　嵇康是三国时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和音乐家，是我认为最复杂的文化人物。

　　嵇康生长的时代也是魏晋易代之际，政治险恶，儒学衰微。司马集团血洗曹魏集

团之后，大力倡导儒家观念，为其顺利改朝换代大造舆论。同时，司马集团又对他们心目中的仇敌（名士），或横加罪名谗言相害，或拉拢收买联姻赐官。以嵇康为首的名士，主张“自然”，反对儒教，他们醉心于《老子》《庄子》《周易》的玄理清谈。《三国志·魏书》这样描写了他们与世俗格格不入的情形：“相互友善，游于竹林”。他们形影不离，情同手足，心怀若谷，唯我独先的作风，与礼教发生对立及至碰撞，他们把学校戏为“丙舍“，把诵经视为“鬼语”，把六经贬为“芜秽”，把仁义诽为“臭腐“。这使司马集团十分恐怖，名士软硬兼施，百般拉拢，嵇康不畏淫威，坚贞不屈，司马集团耿耿于怀，伺机下手。无奈，嵇康品学兼优，满腹经纶，名噪京都，司马集团一直没有硬邦邦的罪名治杀嵇康。

　　后来，这个原因终于被钟会付之于行动。借刀杀人是中国传统政治行为中一件高效如神的法宝，当权者要排除或陷害他的同志或政敌时，受之者无不惨败，这件法宝是政治与法律的连身体，无以抵挡。钟会是嵇康思想上的对立面，又深为司马昭所宠。钟会探望嵇康时，车骑之众，威仪之盛，正在锻铁的嵇康目不斜视，为所欲为，使钟会进退两难。临别前，嵇康开问：“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回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嵇康与钟会精彩简致的对答，从此就陷落在苍黄的史籍里，成了后人思辨的佐证。久陷乡间打铁的嵇康，傲慢清高，追求闲情逸致的态度，像铁锤一样重重地砸疼了钟会，这成为钟会反目为仇、谗言陷害嵇康的首要原因。钟会是这样借刀杀人的：平素与嵇康交情颇好的吕巽，因奸淫弟媳徐氏败露之后，先声夺人，诬告其弟吕安“不孝”，而不孝是与“礼教”背道而驰的，受于者重则杀头轻则放逐。嵇康为吕安深感不平，去狱中为他辩诬。钟会得讯后乘机向司马昭进招：“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今不诛康（嵇康），无以清洁王道。”此言正中司马昭下怀，令箭一支，嵇康死定。在通往刑场的路边，那攒动的人头，鼎腾的人声，向司马昭请愿，释罪嵇康，哭声动地，哀声震天，刑场充满了泪水和血水。这段详尽的史实在《世说新语》里鲜活如流，汨汨地流到了今天。嵇康冷淡无视钟会，不为其他，缘于他的抱负、政治倾向和思想上的对立，所以不乐与钟会为善，导致杀身之祸。钟会对嵇康的才学敬佩得五体投地，因得不到嵇康的肯定而仇恨在心，以司马昭之刀，报了私仇。

　　刑场上的嵇康，面情平静，视死如归。临刑前，特来送行的哥哥嵇喜向他递上一把琴，嵇康顺手接过，顿时琴声大作，铺天盖地，呼山啸海，神秘之极。令人感到高山流水、芳香四野；鸟鸣深涧、谷落玑珠；铁马散关、金器铮响；人间自然、浑成一体。整个刑场幽静无声，均为琴声所宰，刽子手的屠刀也在无知无觉中失落于地。

　　当我煞有介事地倾听着史籍里所描写的《广陵散》时，深深地感到了它的神力，嵇康的精神完全离开了平俗的肉体，以《广陵散》的韵律穿越时空，在死亡以外生活。时空变得透明而年轻：“曲中方七日世上已半年。”这是人语还是仙言，谁能探究？《广陵散》的原版虽然失传了，但它的神韵却缭绕在中国的朝朝代代，为中国文人的风骨里加铁添钙。

　　《声无哀乐论》，是嵇康专论音乐的长篇巨制，他强调：声起自然，就如五味五色一样，存在于自然界；音乐是客观存在，感情是主观存在，二者并无因果关系；音乐虽有感染力，但这是和谐的音乐自然作用的结果。“夫天地合德，万物滋生，寒暑代注，五行以成，章为五色，发为五音。音声之作，其犹臭味在于天地之间。其善与不善，虽遭浊乱，其体自著而无变也。空以爱憎易操哀乐改度哉！”嵇康虽逝，而话语犹在，全然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金科玉律，仙者也。归根结底，一切艺术的极致都是哲学的外化，音乐更是如此，它是一种疯狂的、异化的、仙世的、深奥的和复杂的理性，生活在凡人思维的宇宙之外，又能被凡人所理解无误的理性。它是没有国籍的没有民族的，它是尼采、毕加索、贝多芬、梵高精神本质的异物同构。尼采说：“没有音乐的日子简直就是一个错误，一种痛苦，一次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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