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夜，我和朋友在外小聚。老北京的巷子里，小饭馆还开着门，守夜的人们无所事事，漂泊在外的少女依然高傲，无聊的单身汉会生出什么是非？大年夜，无数人年龄的节点，会滋生出多少新的人生故事？

年三十儿

蓝    石

　　年三十儿下午，胡一涛打电话来，先跟我聊了会儿股票的事。他的股票今年赔了一万五。“我的年终总结不算太差。身边许多炒股的人的成绩还不如我呢。”正是基于这种乐观的人生态度，他在股市里厮混了十年之久。

　　“我从没听说你炒股赚过钱，那干吗不投点别的？”

　　“你告诉我，投什么？”他平静地问。

　　“实在不行，就存银行呗。”他还真把我问住了。

　　“存银行，利息冲抵不了通胀，保赔不赚。当然，赔得不多。炒股虽然赚钱的机会不大，但，万一赚了呢？再说，炒股很刺激的。”

　　“我看你是被刺激。”

　　他笑了，问我晚上有没有安排？他的铺垫结束了。尽管我们是好朋友，但打电话上来就说吃饭，还是别扭，又不是困难时期。我给他打电话也是，总是要闲扯几句，才进入正题。

　　我说没安排。

　　“喝点？”

　　“好啊。”

　　“你家楼下？”

　　“好。”

　　“九点，怎么样？”

　　“九点，好。”

　　之所以约这么晚，是因为胡一涛要回他爸家陪他瘫痪在床的父亲吃年夜饭。虽然他爸不能亲自上桌，但意思还是要的。我呢则是要跟媳妇去丈母娘家，当然也是吃饭。等春晚一开始，他们热热闹闹地在电视机前支起麻将桌，我提前给二老拜个早年，就可以溜了。丈母娘家地方小，哥姐加上一大堆孩子，转个身都费劲。

　　最近几年，年三十儿晚上都是我俩出来单喝，胡一涛不叫别人，我也懒得张罗。外地的朋友差不多都回家了，北京的或在北京的要么出去旅游，要么难得与家人团聚，约人很麻烦，跟求他们似的。如果我没记错，好像年三十儿的酒都是约在我家楼下，没换过别的地方。所谓我家楼下，是指我家小区外的一个小饭馆。饭馆锈迹斑驳的铁皮招牌上只有三个字“家常菜”，没有任何的前缀，字迹歪歪扭扭，像小孩子写上去的。仿佛是在以这种故作的随意向路人昭示它久远的历史，就像一些老字号那样。饭馆坐落在小巷深处，来吃饭的大多是小区周边的居民，招牌不招牌的没人在乎。我十几年前搬到这里，这家小饭馆就在了。饭馆只有六张方桌，三大三小，大的坐四个人，小的坐两个人，这些年格局一直没变。估计没赚着什么像样儿的钱，但也肯定没赔，要不然早就扩张或易主了。

　　非典之后，后海突然火了起来，再后来是南锣鼓巷。我刚来北京时，后海一片寂静，朋友在宋庆龄故居旁边开了家客家菜，喝大了，我们就拎着酒瓶子，坐在湖边抽烟，悠荡着双腿吹牛、聊天，看人钓鱼。夏天的傍晚有人在湖里游野泳，据说每年都要淹死一两个，是被湖底水草缠住窒息而亡，想来应该很痛苦，但仍然阻挡不了人们盛夏对清亮湖水的需求。野鸭安静地在水里游来荡去，悄无声息。这样闲淡的夜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田园风光的静谧。我们也常去南锣鼓巷的“中戏”对面吃烤串、麻辣烫，巷子空荡荡的，一眼可以望到头。不记得附近还有别的饭馆。我好几次看见章子怡和她的同学坐在角落里，叽叽喳喳地吃麻辣烫，她吃得比较斯文，大概多少得注意点公众形象吧。没人要求与她合影，也没人过去要签名。去那里吃烧烤的大多是长发披肩或剃了秃瓢的文艺青年，个个心高气傲，甭管心里怎么想，但他们绝对不会当着众人的面跟你套近乎。不知道章子怡会不会有点小失望。中戏的学生经常在校门前的胡同口吻别，我们坐在外面的矮凳上，扯脖子嗷嗷起哄，男孩就害羞地拉着女孩钻胡同跑了，或匆匆分开，女孩会生气地瞪我们一眼，没亲够似的。

　　现在，鼓楼这一东一西两个免费景区，成了外地青年男女来京的必去之处，从早到晚人乌泱乌泱的。我家小区在旧鼓楼大街的一条胡同里，胡同勉强能错车，在二环内属于较宽敞的胡同。但，正是由于这所谓的宽，道路两旁开了许多店，搞装修的、清洗油烟机的、配钥匙的、理发的，他们就在门前用煤油炉炒菜，然后饭桌在旁边一支，开吃。平房胡同的住户经常有人家翻盖、装修，路边永远堆放着砖头瓦块，还有人在自家房下私自安装了地锁，以防止别人的车停靠，打扰休息。更过分的是，有一辆常年停放的收废品的垃圾车，这么多年就没动过窝儿，气味难辨，途经此地的女人总要掩鼻小跑几步，讲究点的男人也要屏息静气，一脸的厌烦。可想而知，这里的交通状况有多么的糟糕。

……选读结束

全文刊载于《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