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为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学生刊物《独立评论》写的一个小小的刊首语。我觉得z老师是我遇见的最为纯粹的新闻学老师之一，她没有别的目的，只想纯纯粹粹地教会她的学生去怎样写好新闻，怎样去做一个有良心的新闻人。难道我们今天的新闻老师们不是想得太多了吗？这本小杂志实在是一本很用功的杂志，比外面卖十几二十块的杂志都要好。

已经离开新闻有一点时间了，心里非常地失落，虽然每天也都和老朋友们老同事们联络，却没有了那种火热生活的实在感觉。却如此地牵挂着。

中国新闻的职业化与职业伦理

连清川

90年代末我在《南方周末》工作的时候，谈论最多的话题是新闻工作者的职业化。那个时候的问题，是摆脱《南方周末》一种为民请命，“民间包青天”的定位。

我以为，这个问题早就已经讨论完了。对于已经进入了21世纪的世界新闻界来说，这好像是一个没有争议的问题。

但是很快，我很快就和这个问题狭路相逢了。在一个有几个老同事出席的场合中，当年在《南方周末》中争论的双方又回到了一个台面上，又回到了同一个问题中。我不能说我的老朋友是没有道理的：在这个“法律与秩序”（Law and Order）还没有建立起来的转型社会里，升斗小民所能依仗的力量极其有限，在国家权力与嗜血资本的双重夹击之下，依靠媒体的声张正义几乎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的最后希望。如果连媒体都对他们背过脸去，那么他们的冤屈、委屈和叫屈，还能到哪里？

这几乎不是职业化与否的讨论，而是涉及到根本新闻伦理的讨论。而对于我这样一直倡导职业化的人来说，几乎可以算是一种道德指控，“惟西方论”。

但我多少认为，这样的对于职业化的指控是一种偷梁换柱和躲避更加困难责任的托辞。在采访中或者编辑中代入一种观点、发表一些意见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于事实的简单性选择和扭曲，也是容易的事情。以“社会公意”的暴力表述来抹杀职业化建立的艰辛历程，也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中国的历史上，用简单的口号来扼杀耐心的建设几乎是一种惯性。

职业化的过程，从来就不是一种对民间、社会、政府的行进历程漠不关心的历程。恰恰相反的是，它更加关心的，不是通过一个报道、一个言论、一个调查，来寻求一种对于社会的“一站式”解决，而是从自己职业的基本标准和行业尊重，来推动社会整体的进步与发展。职业化要求一个编辑把所有的材料都放在事实的显微镜下，就像打磨光学仪器的精准；职业化要求一个记者带着狐疑的眼光去看待每一个被采访者，无论他/她是一个一文不名的农民，还是家资巨亿的富翁；职业化要求一个新闻人作为一个单独的个人的时候可以站在街头的最前线，但是当他面对新闻的时候是一个根本没有立场的人。

按照我的说法，试图去扮演一个社会公正的执行者的新闻人，他的胸怀中是暴力；而一个怀抱职业化标准的新闻人，他的底色是民主。职业新闻人的期待，是每一个人尊重和遵循自己所坚守的职业标准，从而达到整个社会的制度改良。

因此，我想说的是，当职业化被指控为反新闻伦理的时候，事实上，我们的新闻伦理已经完全走火入魔。如果一个社会的新闻界中只有愤怒和冲动的话，我不敢期待，这个我们怀抱有无限期待的群体，能为我们社会的健康带来什么。因为，它本身就已被打砸抢的欲望所占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