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718年春，鲁隐公想去鲁国的边境棠地观看捕鱼表演。正准备出发时，大臣臧僖伯觐见，劝阻隐公不要去。僖伯说：“凡是物品不能用到讲习祭祀和兵戎的大事上，材料不能用来制作礼器和兵器，国君就不应该兴办它。君主治理万民就应该依照礼法，不合乎礼法的行为就是乱政。乱政的行为屡屡发生，国家就有败亡的危险。按照礼法，君主狩猎都是在农闲季节，以期不影响到正常的农业生产。而且每三年的一次大的军事演习也要处处合乎礼法。至于一般的演习和表演，都由各级官吏负责，不是国君该管的事情。”

    这一番大道理把鲁隐公讲的极不耐烦，他对臧僖伯说：“我这次到棠地是去巡视的。”然后，就带着随从出发去了棠地，并在那里观看了捕鱼表演。

   《春秋》用“公矢鱼于棠”这五个字来指责鲁隐公做的是违背礼法的事。而那位臧僖伯见隐公不听自己的劝告，遂称病不跟他一起去棠地。这一年的冬天，臧僖伯病逝了。可能隐公也觉得有点对不起这位叔父，就破格以高一级的待遇厚葬了他。

    有时候想想忠臣也确实让君主头痛，尤其是他们总喜欢在君主兴致正高的时候，给君主泼凉水。不过是看个捕鱼表演嘛，用得着这么上纲上线的讲了如此多的大道理？可以想像的出当时的隐公在听了臧僖伯的一番长篇大论后，是多么的扫兴。可是当君主的耳边没有了逆耳的忠言，那么国家就危险了。曾经唐玄宗在照镜子的时候，看到自己脸庞消瘦，面有不乐之色，旁边的宦官就趁机进言道：“陛下任用韩休为相，凡是他都要与陛下据理力争，让您老是这样闷闷不乐，不若改用萧嵩为相，陛下也可以舒心一些。”唐玄宗一听，正色说道：“我的身体瘦了，但国家一定肥了。我用韩休做宰相是为国家社稷着想，萧嵩这个人唯唯诺诺，只知道按我说的去做，每次给他交待完事情以后，我都睡不好觉，生怕他办不好事情。而韩休就不同了，虽然他爱跟朕争执，但是只要是他办的事，朕都非常的放心，睡的也踏实。”

    可见英明的君主都明白忠臣虽然老让自己不高兴，但能做成事；奸臣虽然能讨得自己的欢心，可国事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交给他们的。道理很容易明白，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君主却非常的少。譬如鲁隐公，在臧僖伯死的时候，他也知道自己对不住僖伯，可是就是克制不住自己的欲望。其实真正糊涂的君主是不多的，大多数都是克制不住自己的欲望，从小错犯起，逐渐的累积，最终犯下不可挽回的大错，丧身亡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