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进：人民陪审员“陪而不审”的困局如何破解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家弘，曾对中国法院网上“网络直播”栏目下的“现在开庭”子栏目里所登载的2010年1至12月审理的共计292起刑事案件，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在有陪审员参与审判的177起案件中，98.31%的陪审员在法庭上没有提问；69.49%的陪审员在庭审过程中没有与审判长进行过交流。另外，据有些陪审员讲述，由于法庭一般不会当庭宣判，也很少在庭后进行评议，所以，有些陪审员甚至不知道案件的裁判结果。（3月27日《中国青年报》）

人民陪审员何以成摆设？原因众说纷纭，其中公认的一大原因是，陪审员人数不足。故学界普遍主张，扩大人民陪审员队伍。2013年9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在北京等10个省市19个法院开展人民陪审员倍增计划试点，目标是在两到三年内，将全国法院人民陪审员数量增至20万名左右。这是目前最高法正在尝试的解决方法。

 人多力量大，将目前8.7万名陪审员倍增为20万名，与19.6万的法官数大致持平，可能有助于解决“陪而不审”的问题。至于能在多大程度上破解还难说。因为，形成这一困局的根本原因不是陪审员人多人少的问题，而是陪审员的权利没得到落实，徒有虚名罢了。

 所谓“陪而不审”的“审”指什么？是像法官那样依据法律条文、运用专业的法律知识对案件做出审判吗？不是。严格讲，此处的“审”不是审判，更不是宣判，而是认定，即对嫌犯的犯罪事实进行认定。简言之，就是陪审员认定事实问题，法官裁定法律问题，两者各有分工，权责不一样。可以这么说，人民陪审员“陪而不审”是正常的，“陪而不认”才是反常的。问题是，人民陪审员恰恰在认定事实这点上失责了。据一位基层法官称，他从未发现有哪位陪审员认真核实事实过。

  正是因为没厘清陪审员的权责，还以为“陪审”就是与专业法官一道审案，用专业的法律知识裁定法律适用问题，对嫌犯量刑，故此，在遴选人民陪审员时首先考虑的是知识精英或者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而将工人、农民、商贩等普通民众排除在外。有学者更是把解决“陪而不审”的问题寄托在进一步扩大精英人数及对现有陪审员进行法律培训上，殊不知，综观欧美国家，设立陪审团制度的目的，正是要避免陪审员的法律专业化倾向，使司法过程中的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有所区分，使职业法官的权力受到普通民众的制约。

  换句话说，谁都可以充当陪审员，即便法盲也行。前提就是他必须是一个神经正常的人，符合法定年龄，具有一定社会阅历和经验，有起码的道德良知和正义心，以及具有对事实的鉴别分析能力，具备一定的逻辑思维能力，能用恰当的语言表述自己的意见。如著名的辛普森案中的12名陪审团成员就是由店员、邮递员、小贩、货车司机等普通人众组成的，而且都是随机抽取的。他们没受过法律培训，但他们具备普通人的基本逻辑、社会经验和公正良心，对出庭作证的警官是否撒了弥天大谎？检方呈庭的血迹和手套等证据是否能够证明辛普森有罪等事实，能够凭借常识、常情做出判断。这就够了。

 法国著名的政治学者托克维尔指出：“实行陪审制度就可把人民本身，或至少把一部分公民提到法官的地位，这实际上就是把陪审制度，把领导社会的权力置于人民或一部分公民之手。”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也应作如是观。要让人民陪审员名至实归，在倍增计划中应该吸收更多的普通民众假入到陪审员行列中来，让真正的人民而非钦定的代表委员等社会精英来主导陪审制度，将人民提到法官的地位，成为“不穿法袍的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