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进：偷面包的女子是为了填饱肚子吗

6日发生在福建晋江的一则小偷小摸事件，因为糅合了两个元素，即一名妇女偷了两个面包，被店主抓住后绑在电线杆上挂牌示众，引起了舆论广泛关注。有网民认为，把小偷挂牌示众，违反法律；也有网民表示支持店主；有律师给出了处置办法，店主应将小偷扭送到当地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罚，众说不一。（4月8日人民网）

在评判上述说法之前，先得厘清一个事实，即该女子为何要偷两个面包。是恶作剧呢，还是想偷去卖钱？抑或是为了填饱自己或者幼小子女的肚子？如果该女子神经正常，基本可以排除前两种解释，靠谱的解释是第三种。众网友也正是基于这种解释，纷纷表达了对她的同情。此说如成立，则可以认定其为初犯、偶犯，此前该店遭遇的几次失窃与其无关，因而店主所为百分之百错，甚而如律师所言也值得商榷。

看过雨果《悲惨世界》的读者当能从主人公冉阿让的遭遇中悟出一个道理：对冉阿让这样的初犯、偶犯，采取警官沙威那种穷追不舍的方式，执意要将其绳之以法，结果只能促使其在犯罪道路上越走越远，从偷一块面包发展到偷米里哀主教家的一套银器；而米里哀主教不但宽恕了他的恶行，而且当他再次被警察抓住时还为他解了围，声称银器是自己送给他的。事后，主教只对他说了一句话：“我的兄弟，我赎的是你的灵魂，我把它从黑暗的思想和自暴自弃的精神里拯救出来，交还给上帝。”就这样，主教凭借仁爱万能的宗教情怀感化了冉阿让，使他从一个小偷最终成为一个大善人。

但或许有人会说，中国不是宗教国家，国人并不信神，靠宗教情怀感化不了初犯的小偷，还是应交给法院依法处罚。

即便这样，我还要引用一则故事，告诉大家，对因贫穷吃不饱饭而沦为偷面包的初犯，不能只满足于法律审判，还须深刻反思：当中国已进入小康社会时，为何还有人因吃不饱饭而去偷面包。先看故事：1935年，纽约市长拉瓜迪亚旁听贫民区一桩庭审：老妇为孙子偷面包被罚10美元。审判结束后，市长脱下帽子放进10美元，说：“现在请每个人交50美分罚金，为我们的冷漠付费，以处罚我们生活在一个要祖母去偷面包来喂养孙子的城市。”且不说这一判罚本身的人性化，难能可贵的是，拉瓜迪亚市长由此所作出的沉痛忏悔，并以自罚10美元的举动表达了解决穷人饥饿的决心，最终成功领导纽约从大萧条中复苏。

或许有人会说，我们没拉瓜迪亚市长那么高的精神境界，也承担不了那样的责任，还是将小偷交法院审判吧。

那好，就交法院去判吧。但我还要讲个故事，告诉你们，对偷面包的初犯，除了依法处罚外，还须进行人道救助。程丽是一位自贵州来上海打工的两个女儿的母亲，刚被丈夫遗弃，有一天为了解决女儿依琳200元入园费，在公交车上偷了1500元钱，被事主抓住后送到派出所。检察官李睿和同事毛文静同情其遭遇，建议法院轻判。静安区人民法院最终判处程丽有期徒刑9个月，缓刑1年。判决后，李睿所在的检察院为其筹集到500元捐款，育英幼儿园园长陈建东免去了依琳的学费，无数上海市民纷纷致电报社要求帮助这对可怜的母女。

严格说，这不是故事，而是发生在身边的真人真事，详见2007年2月7日《中国青年报》。

对比上述三则故事，我不仅为店主的行为所不齿，也为众多漠然的看客深感悲哀，同时还想提醒那些呼吁严惩该小偷的网民：法律不是万能的，对那些因饥饿沦为小偷的弱者，先别谈依法严惩，而是想想我们为他们尽到帮扶之责了吗？在他们受到法律处罚后，我们将给以他们怎样的人道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