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进：吸烟率最高的为什么偏是公务员

    浙江省卫生厅副厅长马伟杭在第22个世界无烟日披露说，根据2008年省疾控制中心开展的医生、教师和公务员烟草监测数据显示，医生的吸烟率为19.27%，教师为15.02%，而公务员的吸烟率高达33.21%，为吸烟人群中最高。（6月1日《青年时报》）

    相比石家庄公务员吸烟率达37.6%、辽宁省5市公务员为38．2％，杭州市还算低的。这一数据也低于4月21日《中国青年报》公布的调查结果，调查显示公务员吸烟率高达37.6% 远高于普通居民。这类调查都没有反映下列事实，即公务员所抽香烟的档次也是最高的。此事说奇也不奇，论知识学问，公务员比老农等更清楚吸烟的危害性，论经济收入，他们也就是中产阶层，论珍惜健康、珍视生命，他们比哪一个阶层都懂得养生之道，为何偏偏在吸烟的问题上如此放纵自己？难道他们真的不怕死？不是的。此中大有奥妙。

笔者前不久在慕毅飞先生写的时评中读到这一细节：“我有一个学生，工作不久，就学会了抽烟，我问起他抽烟的缘由，他告诉我，你会抽烟，别人就会送烟，否则，就等于少了一条财路。”何其熟悉的语气和情节！笔者也有此类学生，更有甚者，这类由学生转为公务员的“烟民”并非真是瘾君子，他们整天嘴叼一支烟的样子其实是假象。我好几次问他们，烟瘾真有那么大吗？他们大多诡异地笑笑，说，装吧。为什么要装？无须点破。

原来，很多公务员爱吸烟并非出于生理需要，也不是基于工作需要，而是被“逼”的。这逼字加引号的意思有三层，一是反正多是公款消费，不抽白不抽，抽了也白抽；二是自己不抽烟，就没人给你送烟和送烟票，等于自绝财路；三是自己抽烟也就预留了一条巴结领导的捷径，既然别人能通过送烟、送烟票变相贿赂自己，自个难道不好如法炮制？可见，公务员抽烟大有学问，大有好处，做了公务员不学会抽烟，傻帽一个。烟中有乾坤，别小看区区一根烟，它维系着形形色色的官场生态，故它并非一道汉姆雷特式的命题，抽还是不抽，在这里根本不是问题。

   健康重要，但有时候，金钱和仕途比健康更重要。如若不信，且看3月26日《京华时报》的报道，日前惊爆的义乌市国土资源局原局长龚义受贿案，检察院在龚义收受的赃物中发现了大量烟票，其中有一家企业一次送他100条软中华烟票，龚义用这些烟票兑换了6万多元现金。这绝非孤例，早在三四年前，烟票就出现在义乌、永康、萧山等浙江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现已呈泛滥之势。在浙江一些地方，赠送烟票取代现金成为一种新的行贿手段，烟票成了腐败的通行证，早已是公开的秘密。面对如此巨大的利益诱惑，手中有权的公务员哪还会顾得上吸烟有害健康的警告，故公务员成为吸烟率最高人群并不奇怪。

就人道关怀而言，公务员吸烟率最高当然是种大不幸，值得同情和关怀，笔者在哀其不幸的同时，也希望他们从关爱自己、家人及同事的健康出发，自觉抵制公款消费香烟及收受赠送烟票等不良现象，做一个廉洁的公务员。同时，为保障公务员的健康计，强烈呼吁国家尽快建立公务员财产申报法，从根本上扼制公务员通过手中的权力寻租获得非法收入的途径，彻底改变买烟的人不抽，抽烟的人不买这类畸形现象，铲除滋生周久耕此类“天价烟局长”的土壤，非如此，公务员的健康岌岌可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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