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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温州模式”兴衰之争看温州经济发展的驱动力

(2007-09-29 17:31:40)
 

王学进:从“温州模式”兴衰之争看温州经济发展的驱动力

    继“苏南模式”败落之后,“温州模式”是否也将寿终正寝,这是近年来坊间关注和争论的焦点。而下列事实恰恰为持此悲观论点的一些专家学者提供了依据。

    长期来,在浙江省11个省辖市的GDP排名中,“杭甬温”占据三甲位置,优势难以撼动。但是2002年的统计结果出来后,温州的GDP出人意表地滑落到浙江省第七位,进入2003年更是每况愈下,上半年名列全省倒数第二,7、8月份则连续两月倒数第一(2004年4月18日浙江论坛)。一则来自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史晋川教授手中的数据同样不容乐观,数字表明,作为中国沿海开放的14个城市之一,温州的外向型经济步伐同样极其缓慢,几乎没有吸引到真正的外资。温州的“三资”企业产值占全市工业产值比重近10%左右,约为浙江全省平均水平的1/2。2003年1至8月份,温州引进外资只有区区0.8亿美元,只有宁波的1/10、杭州的1/5,其外贸出口总额也只有宁波的1/4、杭州的1/3。这一切表明,“温州模式”似乎将重蹈苏南模式的覆辙。

    尽管温州市政府的领导及有关研究温州问题的专家对此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并不认为“温州模式”已经过时。但GDP连续几年下滑、温州本土资金大量外流及引进外资甚少的现状,从某种程度上确实在昭示人们:“温州模式”的发展后劲似乎已不像上世纪90年代那么强劲,在此,我们不能不提出,到哪里去寻找温州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及怎么保证其驱动力的命题。

    温州市经贸委黄河副书记在总结“温州模式”的发展历程和特点时,提出大胆探索、勇于创新温州经济发展的驱动力。这个概括很到位,很有代表性。温州模式”说到底就是私营经济模式,在计划经济时代里,默许私营经济的发展,这是十分犯忌的。它关系到姓“社”姓“资”的大方向问题,搞不好会犯路线错误,政府官员因此被免职甚至受处分的风险随时存在。可贵的是,当年温州市的领导顶住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在发展私营经济问题上采取无为而治的策略,默许其存在和壮大。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政府领导持无为而治的态度本身就是最大的有为而治,没有一定的政治智慧和担当精神,是不可能做到这点的。

    但事过境迁,如说当年所持无为而治的政策策略对那时刚刚发展起来的私营经济是莫大的支持和制度创新的话,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从中央到地方,发展私营经济已成为全国上下的共识的情况之下,温州市政府如再抱持当年的策略就不明智了,而是应该顺应时代潮流,再次发扬不断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变无为而治为有为而治,在严格恪守政府职责的前提下,做好政府指导和服务工作,已成为当前温州市政府急需面对和处理的执政课题。

   比如,中国农民第一城”——苍南县龙港镇与平阳县鳌江镇合并设市问题上,早在1986年,两地就提出了这一设想但是18年过去了,规划文本不知做了多少,由于两镇合并必然要调整行政建制与管辖范围,影响到一些地方与部门利益,温州地方政府一直没有足够的勇气去改变现状,以致这座中国农民自己创造的“城市”至今镇不像镇、县不像县、市不像市。

再如:温州曾经有过20多年前利率改革的一马当先,但时至今日,温州仍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间银行;温州曾经有过十几年前王均瑶包机的惊世骇俗之举,但均瑶集团进一步参股航空公司却发生在武汉;温州民间资本在全国范围炒房,但在温州本市的80多个行业中,只有41个允许民营企业进入等等(参照杭州商学院副院长张仁寿的有关论述,出处同上)这些现象的存在,不能不说是政府受制于现行的制度体制,不敢放手一搏所致。

    天还是一样的天,地还是那时的地,人也是那样的人,温州人敢为人先的创劲仍在,问题是,在政治环境气氛日益宽松的背景下,政府部门如何进行制度创新,以适应经济发展的形势要求,便成了一道严峻的考题。杭州商学院副院长张仁寿说得好,现在,温州模式遇到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私人产品的生产问题或者所谓技术创新问题,而是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问题。这个公共产品,并非指现在温州市政府正在推行的意在优化服务的效能革命,而是政府体制的改革与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创新。当然,体制改革是一项全国性的课题,如果没有全国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应配套推进,温州推进经济改革的难度会不断增加。也就是说,温州的问题其实就是全国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温州市政府面临的压力和困难并不比当年姓“社”姓“资”的争论带来的压力小。这就要看温州市政府能否发扬敢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拿出当年勇闯禁区的胆量和魄力,先从温州一地的制度创新找到突破口,走出一条政治体制改革适应经济发展的新路子,再次为中国的政府管理体制、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的改革提供参照和依据就像我相信“温州模式”不会过时一样,我对此也充满信心。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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