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进：贪官何以成“文抄公”？

  7月11日，原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总经理(正厅级)张绍仓涉嫌贪污、受贿案在阜阳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庭审中，在被告人最后陈述阶段，张绍仓掏出老花镜，含泪念了自己写的长达4页的悔过书，然而，记者发现，张绍仓的悔过书，和《检察日报·廉政周刊》在2007年5月29日以《“我的错误是在无监督约束下发生的”》为题刊发的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原区委常委、同安镇党委书记朱福忠的悔过书有几处雷同，有抄袭的嫌疑。（9月4日《检察日报》）
   俗话说，人至将死，其言也善，按理说，到了法庭最后陈述阶段，贪官的忏悔应该是真心的，但张绍仓的表现彻底让人看到了其至死不悟的无耻面目。在感慨其无耻行径的同时，也不能不深察贪官何以成“文抄公”的原因。
   首先，有客观便利的原因。据了解，在不少监管场所，有关部门都订有《检察日报》，一些被羁押人员是可以看到的。该报《廉政周刊》专门开设《忏悔录》栏目，刊发贪官的悔过书，张绍仓很可能看到了朱福忠的悔过书，遂动了抄袭的念头。这样说来，开设《忏悔录》这一栏目的初衷——剖析贪官们腐败的轨迹，探寻腐败案件发生的原因，对领导干部能起到一些警示教育的作用，在贪官们那里非但落了空，反而被他们利用来掩饰罪行，蒙骗法官。
   其次是文风不正的原因。利用贪官的忏悔来对党员干部进行警示教育，这是多年来反腐倡廉工作中形成的一项传统。但只要听过几次贪官的忏悔，不管他们读的是如何地感情真挚，声泪俱下，就会发现，原来都是大同小异，可说是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少有什么新鲜的。对此，有人戏称为“贪官一忏悔，群众就发笑”。有一个网友将忏悔书的写法归结为：他们首先会说“我没有经受住诱惑，在党风廉政建设上栽了大跟头”，其次会说“辜负了党组织对我多年的教育和培养”，再次是“对不起国家和人民”，紧接着是“对不起领导和同志的关心”，最后是“对不起父母、妻子和孩子的希望”。那是一种典型的八股文写法。既然在忏悔书的写作上形成了八股文传统，张绍仓抄袭朱福忠就没什么好奇怪的，天晓得，朱福忠又抄袭了谁呢？
   再次是存在抄袭的现实条件。比较了一下，张绍仓抄袭朱福忠最核心的一节是，就其腐败行为发生的最根本原因分析，即“我的错误是在无监督约束下发生的”。谁说这不是实情呢？难道不是吗？正因为“纪检和其他干部对我起不到监督作用，上级领导对我的监督也是遇事说事，轻描淡写”，才导致贪官们“工作起来（实为贪起来）放得很开”。不仅张、朱贪官这么认为，其他贪官也是这么认为的。与其说，张贪官抄袭朱贪官，还不如说，他们都在抄袭现实。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要将之当作一场“秀”，哈哈一笑了之，而是要把贪官的话当作绝对的真理来看待。只要制约贪官的监督机制一日没健全完善，贪官的贪念就一日不断，这也就休怪他们在写忏悔书时互相抄袭。
   贪官成“文抄公”的真正的警示意义就在这里，人们不能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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