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生命的火焰塑形为诗——牛汉访谈录(中)　

阎延文

 《诗刊》2000年10期

地点：北京八里庄牛汉寓所

时间：２０００年７月７日上午９：００

二．历史结出的果子

阎延文：：您认为自己几十年的诗歌创作可以分为哪几个阶段？您最成功的创作时期有哪些？

牛汉：：我一生的创作有三个高潮，也可以说代表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１９４０年－１９４２年，当时我正在甘肃天水上国立五中，参加了“海星诗社”。那时贺敬之也是“海星”的成员，他当时的诗比我写得好。我自己早年比较聪明，但在西北地区眼界闭塞。学校所在的地方是李广故里，山下就是李广村，有关李广的传说多得很。这种强烈的历史氛围与诗结合在了一起。我们的学校坐落在半山腰，山上有小树林，那不是现在的微缩景物，而是真山真水，显得岑寂荒凉。独自一个人在树林中漫步，诗的感觉穿破旷古而来。

为了创作，我有一段住到庙里，那个庙名我现在还记得，叫万寿庵。我住在那里，每天除了上课、吃饭，就是写诗。当时的著名诗人，如何其芳、方敬、陈翔鹤等都给我写过信，有的经过一次投稿就成了朋友。在这段时间，我创作了《鄂尔多斯草原》、《草原牧歌》、《西中国的长剑》等一批作品，在成都、重庆、桂林都发表了诗歌，最初登上了诗坛。我的处女作《草原牧歌》发表在谢冰莹主办的文学刊物《黄河》上，大概是４０年到４１年之间。那时的创作基本是浪漫主义的，深受俄罗斯诗人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涅克拉索夫的影响，抒写了祖先流传下来的草原故事，充满躁烈的爱与恨。其中《西中国的长剑》是一首长诗，当时寄给了《文学月报》的编者、诗人力扬，他写过长诗《射虎者极其家族》，是当时较有实力的长诗作者。我的作品寄给力扬后，他回信要求修改，然后再寄给他。我那时少年气盛，有自己的看法，不愿按他的意愿修改，就没有再寄，此诗也没能发表。解放后，大概是１９５３年，我在文化部的一次会议上又见到了力扬。他问我为什么不寄给他，说：“谷风”你是不是太傲气了？（投稿时我署的笔名是“谷风”）经过十年他还记得这篇稿子，我很不好意思，只说修改太困难。其实我有自己的想法，不愿违背诗歌本身去修改。

第二个阶段是４６－４８年，当时我在开封搞地下工作。这一阶段的风格有很大转变。早期单纯的浪漫主义有所改观，浮浅和躁动被去除了。随着学识修养的提高，艺术日趋成熟、诗歌也日趋定型。这一阶段的诗就和我的心一样，直来直去，毫不含糊。离开甘肃，我眼前的地域开阔了很多，书也读得更多了。记得当时主要读罗曼．罗兰和基德的作品。那时我已结识了胡风、冀坊等人，不断向《诗恳地》等刊物投稿，开始只是一般的文学青年，后来就被约稿了。就是由于这一段经历，我总是被称为“七月诗人”。其实，我的创作是不断处于变化流动中的，不愿停留在一种阶段，也不愿被纳入到某一面旗帜下。

第三个阶段是７０年－７４年，在湖北咸宁干校的时候。那时我极端孤独，干校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只有我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忍受着无望的等待。从６９年“１号命令”发布起，我总共度过了五年零三个月的干校生活，进行超强度的、艰苦的体力劳动。诚心而论，我们这些人不怕干活，尤其我生长在农村，干活对我来说不是惩罚；令人难受的是你没有作人的资格和尊严。７４年底干校被撤消，我暂时回到北京，但没有恢复干部身份，仍然是监控对象，随时可以清除你。那种感觉是今天的青年人很难体会的。我那时的全部情感和生命都凝结在了诗歌中，写诗不为发表，也不为给任何人看，而是记下一段历史。其中不仅是我个人的体验，更有历史的悲剧、民族的呐喊。《半棵树》是比较典型的一篇。诗歌本来是空灵的，包含着梦境和幻想的成分，但写下来却发现文学是如此不幸，血和泪在浸泡着它。我那时感到一切都在下沉，只有诗是纯粹的。然而，我的理想并没有泯灭，仍然相信生活，相信未来，相信好的一面。我一生都拥抱理想主义，总觉得如果没有理想，人类是很可悲的，生活会变得异常无聊。复旦文学史有一段专门分析我那时的创作，认为那是我作为诗人最成熟厚重的时期。的确，我那时已不象早期那样单纯，而是思考着一种独特的诗歌范型。

阎延文：：您认为自己最突出的个性是什么？

牛汉：：是一种不服输的个性。即使在干校中，在被审查关押的时候，我的气质仍没有改变。

１９５５年我被逮捕，１９５７年被开除出党。当时冯雪峰、巴人等都参加了会议，会上我只说了七个字：“牺牲个人完成党。”就是这样纯粹的感情，宁可委屈自己，也不能暴露党的失误。当时的思想就是那样的。

阎延文：：您感觉到是什么塑造了您与众不同、令人咀嚼不尽的众多诗篇？

牛汉：：是生命的痛感。这样的感受不可复制，不是用知识、灵感和语词技巧能够达到的，。我一生的体验痛楚已极，苦乐悲欢，都是大地上长出的果子。我是凝结了全部的精气、心血和生命在写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