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中学同学霍凤鸣、赖鸿在我还在映秀的时候给我发来了短信，我激动的泪花溢满了眼眶。霍凤鸣的短信说：“新波，广州日报登载了省医疗队在川的生活，你杀猪的本领都用上了，还是咱们这些下过乡的人能熬。灾区条件艰苦，多保重。”你说，看了小学同学的这样信息你不激动？因为它很快将我拉回难艰苦岁月！。赖鸿同学的短信更带点幽默与酸楚：“据新华网载:厅座杀猪，向厅级杀手致意，我会向全体老同学通传。杀猪杀屁股,各有各的道，你是杀那?”赖鸿同学是我们班里的小灵精，小时候也挺喜欢看一些课外书，当然也是调皮的学生之一，“幽默”一词好象还是从他那里学的。现在他从事法律工作，但是杀猪他应该懂的。杀猪杀哪里，我想他不会不知道吧？但是会杀的真的不多，即使你是学人体解剖的。我对他也不示弱：“谢谢！最艰险的日子熬过了！我们会越来越好！你忘记在分校的日子了？”确实，在我们那年代，我们到了中学，每年都要到分校学习，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如偶得杀猪，我们必定是围个水泄不通，尤其我与赖鸿从小学就寄宿在一个学校，看杀猪的机会也多。我的不痛不痒的回复，赖鸿逞强的个性来了，他说：“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我想领养一个震灾孤儿,有什么后门渠道可帮忙?”“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是列宁同志讲，这是我们在中学的时候学到的一些做人的道理。我们都没有忘记过去，我们为我们的过去骄傲和自豪。因为，过去你们没有我们的过去，但是我有你们的将来！

过去我们虽然很苦，但是也很清高！我们不会撒谎，我们有正义感！

为了说明我们的过去。我选用了大公报林鸣的一篇文章来陪衬，也许引起很多同龄的同感,也会引起80后，90后的兴趣。

那时我们是很清高的


    “清高”这个词离现实越来越远，几乎被人忘记。现在的人们更迷恋一模一样的时尚，崇拜方便面一样的“大师”，甚至仰慕某些腐败坑人的达官显贵。

我想说的是，我们年轻的时候，骨子里确实是很清高的。
那时，多数内地城市人都有正式工作，尽管收入菲薄，但基本够用。譬如我，月薪三十六元，拿了五年，每月还要存十元。有了一份稳定收入，如果再爱好文学，熟知中外作家的名字，那就了不得。请注意，“文学青年”不是“职称”，而是个受人尊重的命名。年轻人一旦“文学”了，其社会地位相当于现在的中款。当时，社会还有没从“文革”的阴影中走出，大伙儿经济条件差不多，人们总觉得自己的脑袋比腰包更穷。无疑，作家和诗人的地位最高，凡是好作品问世，马上洛阳纸贵。无数青年拥挤在图书馆、新华书店、文学讲座和夜大课堂里。厂里有个姓王的工友，领工资连签名都不会写，为了向女友证实自己喜欢读书，居然跑到北京图书馆，活活憋了一整天。

一个“坏小子”若想勾引漂亮女孩，只需穿上干净的中山装，上衣兜别着一支钢笔，在公交车上手握名著，假装苦读或做思考状就行。聚会时不像现在，只谈项目和泡妞。那些“哲学家”通宵探讨祖国的前途，人类的未来。傻子似的热血沸腾，争论一个跟自己没关系的话题。谁要一提待遇，大家都笑，俗。聊着聊着，就觉得自己变成了屈原。有人从美国回来，带回一罐可口可乐，全家人会围坐在一起，一人一口地品尝“美国水”。当时的女孩个个朴素清秀，有的梳着长辫，有的系一束马尾巴。少数姑娘刚学烫发，立即收到外国友人的忠告：中国妇女最漂亮，千万别学西方人。听说，为了禁止女青年穿牛仔裤，一个重要部门还专门发了一个文件，可见当时工作之“忙”。即使涉足爱河，男女之间也有清晰的界限。那份纯洁感情，今人无法想象。一位同龄朋友，当初并不很爱他的女友，就是因为一时失控，悄悄拉了一下女方的手。感觉责任重大，于是娶了人家。把这事讲给现代美眉，她们乐坏了，一致认为我在瞎编。

渐渐，中国内地开始尝到压力。百元人民币刚出来不久，我的工资也涨了。乘火车出差，买盒饭时无意间掏出一张百元大票（其实兜里只有这么一张）。男列车员以为是摆阔，冷冷地瞟了我一眼。在当时，摆阔行径得不到喝彩。企业家的祖宗──个体户，最喜欢用钱找平衡。有这么一位，和香港商人较劲儿，一路比着摔“人头马”酒瓶。丑闻刚一流传，立即遭到全社会的嘲笑。哪像现在，只要发生斗富事件，大众还没怎么着，媒体的哈喇子第一个流下来。

我说的这些，都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如今早已是明日黄花。重温这些经历，真应了一句西谚：人们之所以纯洁，是因为没受到太多的诱惑。后来的发展，正如大家都看到并正在体会着的，只有极少数人能继续保持清高。因为清高的姿势相当累，类似“金鸡独立”。一个不服气的中年人这样感叹：我们上了一座物质的山，却进了一条精神的沟。那时人虽然活得幼稚，但懂得思考和珍惜，人生目标明确，就算这些都不值钱，我们起码还拥有清高。

不久前，到一位朋友家做客，赶上那位知识分子父亲正教训上中学的女儿，其间聆听到一句训词“那时我们是很清高的”──权且算作本文题目吧。

今天没有及时挂文，对不起，起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