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6日揭晓，由华人科学家高锟、韦拉德·博伊尔和乔治·史密斯三人分享。高锟被誉为“光纤之父”，199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10月7日新华网）

高锟获奖，让国人百感交集。其情形就像亲朋好友中了巨额福利彩票，自己沾了一些光，但却没得到丁点儿的好处。从痛苦指数上说，华裔科学家一再获得“诺奖”，而本土科学家却颗粒无收，一再被“诺奖”调戏，让国人倍受煎熬，焦灼难耐。

高锟获奖，情形尤甚，弄得我们心痒痒的——不仅因为他是华裔科学家，而且还是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比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崔琦、钱永键等更近一层。同宗同种，在国外搞研究的华裔科学家可以摘得“诺奖”，而国内科学家则连个泡也没冒，人们难免要发“橘枳”之问。

对此，有种种说法。有人提到投入，并举例说：美国有世界最好的研究设施，有充足的财政支持独立研究，科研人员有高于欧洲同行的薪水……云云。以钱说事，能够说明一些问题，但难以解释经济学奖、文学奖这些与投入无关（或关系不大）的领域；有人甚至埋怨中国哲学，如杨振宁向《易经》“开火”。“哲学局限论”同样遇到困难，同受东方哲学影响的亚洲科学家为何能获得“诺奖”（如日本）？

在中国成为经济大国的今天，把本土科学家无缘“诺奖”全部原因归咎经济投入是不公允的。在诸多影响我们得奖的原因中，或许我们应该把更多的眼光投向科研体制。一些搞理论的科学家，并不需要太多的金钱投入，但需要大量的时间，像2004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三位美国科学家、像今年的高锟。高锟在1966年，发表了光钎的基础理论，经过40多年的实践、应用与贡献的多重验证，才摘得“诺奖”桂冠。而国内科学界做得到吗？

急功近利，是中国科研最大的弊端。它是扼杀创新、制造学术泡沫的一大祸害。每个研究人员一年必须完成多少篇文章，发表在哪类刊物，都有很机械的指标。科研人员整天为发表文章这种“科研人头税”而着急。无可奈何之下，铤而走险的人也就多了，剽窃、抄袭现象此起彼伏，蔚为壮观。一项统计显示，我国的科研论文数已居世界第五，但是这些科研论文的平均引用率排在世界100名开外，“泡沫化”由此窥斑见豹。

把科研当作种庄稼，播下种子，三五个月就要见到果实，用这种态度做学术，想出大成果，岂非缘木求鱼？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让我们暂时忘记“诺奖”，反思、检讨、理顺科研体制，给科研人员创造一个有利于出成果的环境（硬环境、软环境），或许若干年之后，“诺奖”会不期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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