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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

12日,一名自称是广州地中海大酒店员工的网友在网上发帖称,她偶然发现该酒店以“吃水果”名义开给广东妇联的100多万发票。此事在网上传得火热,但目前涉事方没有对此作出回应。(见7月14日《东南快报》)

 

3张在广东省税务局网可以查到的连号发票,每张发票金额不多不少都是9800元,而且上面都赫然写着“水果”两字。看来,广东省妇联想要圆这些“弱智发票”的场,真的要费一些周章了。

 

看了这些图文并茂的报道,真该感谢“小鸥gz”这位“深喉”,要不是她利用自己的职业便利,冒险将“水果门”发票拍下,公诸于众,普通公众又怎么知道一些人居然花了百万公款去“吃水果”呢?

 

1972年,美国《华盛顿邮报》的两位记者依据线人的消息,捅开“水门事件”的内幕,导致尼克松总统的下台。之后,那些“为公众利益而奋不顾身地提供线索或进行作证的

 

 

12日晚,郑州市政府发布对“经适房建成别墅”事件的调查结果和处罚决定,取消天荣公司经适房建设计划;责令企业停工;并对违法建设工程处以总造价5%-10%的罚款。决定未说明对这一事件负有责任的郑州规划局、房管局、国土局和建委等政府部门相关责任人的处罚。(见7月13日新华网)

 

 

取消天荣公司建设计划、停工、罚款,郑州市对责任公司的处理似乎是非常严肃了。但是,对于这起“官商勾结”,贪污国家惠民政策、损害政府形象、严重侵害群众利益的事件,郑州市“罚商不罚官”的处理结果是不够的,难以服众的。

 

说该事件是“官商勾结”首先来自常识性判断,如果没有“背景”,一个房地产企业能够呼风唤雨,偷梁换柱,一路过关斩将,把经济适用房用地变更为别墅用地吗?如果没有一系列的官员背后力撑这家公司,该公司随便动用公权的种种行为——如须水镇党委副书记、武装部长等人带着200多人强行

季老一走,再无大师(2009-07-11 16:22)
著名国学大师季羡林于11日凌晨8时50分左右在北京301医院病逝。(见7月11日人民网)

 
晚年一直处于风波之中的季羡林老终于驾鹤西去,魂归极乐世界。

 
作为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他的离去,意示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大师的诞生,是一个因缘和合的结果。主观上,要求大师必须拥有超乎常人的天资、秉赋和泰山不移的意志,客观上,也需要适合大师生长的“土壤”。纵观中国大师辈出的两个非常重要的时代——春秋战国时期、清末民国时期,都有一些共通的特征:一是社会变革,风起云涌,人心思变,社会需要灿若星河的启蒙大师,引领芸芸众生从现实的“洼地”走向精神高地;

因受贿五百余万而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江苏省如皋市原副市长单定方忏悔说:“我有一段时间分管城市建设,没日没夜地协调、处理问题,不仅累垮了身体,而且也顾不上家庭,而那些开发商却在自己的帮助下富了起来,一想到这些,我的内心就变得不平衡了……我开始心安理得地收受他们的钱财。”(见7月10日《现代快报》)

 

官员行使权力,商人发了财;发了财的商人挥金如土,而靠工资收入官员,捉襟见肘;于是官员心理不平衡:你用我的权赚了百万千万,过上好日子,为什么我一点利益都得不到,还得过穷日子?一旦心理失衡,渴望得到补偿的心理便会日益焦灼,心理防线一旦崩溃,赎买公权的行贿者便会趁虚而入,攻城掠地……

 

可怕的是,这已演化成为一种“心理路径”,成为一道横亘在官员面前的鸿沟,跨不过这道“沟”而掉下“深渊”的官员决不止单定方一个人。有的落马官员还振振有词地说,我的能力不比那些商人差,他们可以通过我手中的权力发财,为什么我不能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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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上月一月之内两度调高油价,“中国油价比美国高”的质疑,中石化权威人士用数据说明,中国不含税的“裸油价”比美国低13.03%。而美国汽油零售价的税占比为15.36%,而中国的税占比高达36.22%。(见7月8日《上海证券报》)

 

面对公众甚至是官方媒体(新华社)的强烈质疑,中石化终于坐不住了,要赶一次时髦,“裸跑”——把油价构成向公众彻底裸露!旨在为自己洗脱。但稍加分析,就知道其中的吊诡,中石化对比数据,中国是90号汽油价,而美方则含糊地说“美国当天的汽油零售价每加仑261.2美分”(这个价应该是均价,因为美国标号与中国不一致,美国根本没有中国这种90号高含铅量汽油),这样一来,问题就来了:中石化为什么不拿中国97号、93号或者平均油价与美国对比,非得拿油站都难觅踪影的最低标90号与对方比较?

 

用自己最低标号的油价与对方中等油价相提并论,这是现代版的“田忌赛马”,看来中石化的古代军事智慧的理解

近日,重庆高考民族成分造假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然而,截至6日晚,重庆市招办仍未公布31人造假名单。对于“有很多媒体要求公布违规学生名单”,重庆市招办综合处处长李萍回答:“别管他们!”(见7月7日《成都商报》)

 

面对媒体记者,一句“别管他们”打发,李萍堪称“史上最牛的女处长”。用这种态度说话,想不被口水“淹”死真的很难。不过,骂过之后,我们也应该理解这位女处长的苦衷,不公布造假名单是该市联合调查组作出的决定,李萍即使手上有这份名单,又怎么敢擅自交给记者呢?

 

造假事件、舆论介入、群情激愤、官方拒绝透露真实信息、社会穷追不舍……这不是不久前陕西“华南虎照”事件的套路么?莫非陕西周正龙的“华南虎”又跑到了重庆?虽然,重庆“造假门”仍迷雾重重,水很深,有关部门不敢公布真相,但在新闻媒体、公众的步步紧迫之下,能捂多久?可以肯定,“华南虎照”的下场就是将来“造假门”的下场。谓予不

最高人民法院5日下发《关于当前形势下做好行政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在审理行政给付类案件时,要注意对弱势群体的利益在法律规定范围内适度倾斜保护。(见7月6日《新京报》)

 

改革进入“深水区”,也是社会矛盾“高发期”。当剧烈的社会矛盾找不到制度出口,人们便会在体制外之外寻找出路,因民生问题而引发的纠纷,极易演化成突发性、群体性和极端性的事件,这在近年的社会实践已得到充分的印证。频发的群体性事件,对正常的社会秩序、政治秩序以及法治秩序都构成严重的威胁,最高人民法院下发意见,可谓适时而动,透露出善治信息。

 

尽管法律向弱者倾斜,在法律界尚有争议,但从最初追求纯粹的公平、形式的公平,到兼顾实体正义,适度向弱者倾斜,是一种法治的进步,更接近于社会伦理与法治本义。所以,各国的司法实践都或多或少都支持法律的天平适时、适度地倾斜。

 

 

成品油上调仅4天之后,重庆市场上的成品油批发价却出现罕见的暴跌,汽油每吨最高下降了600元,已基本抵消了之前国家发改委的600元/吨涨幅。(见6月5日《重庆晨报》)

 

刚过的6月份,发改委两度调高油价,其理由同出一辙:一是国际油价的涨幅到了调价的标准;二是中石化将出现炼化环节的亏损。尽管几乎百分百的消费者都在抱怨国内油价“跌慢升快”、“跌少升多”的不合理,但是垄断企业不但垄断了产品,也垄断了信息,普通消费者根本没有足够的信息了解油品的价格构成。只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人宰割了。虽然,新华社也看不过眼,用事实指出中国汽油的税后价格比美国还高这一事实,但素来“能言会道”的垄断企业此时却装聋作哑,避而不答,公众也奈何不得。

 

正当人们相信发改委言之凿凿的调价理由,无奈接受一月两调的事实,重庆却曝出汽油批发价大幅下降的事实,这无疑是给了某些人一记响亮的耳光。你不是说炼化出现亏损,非调油价不可吗?

曾经的“打虎派”名人、中科院教授傅德志近日宣称要招邓玉娇为硕、博连读的研究生,并说“这研究生我招定了”。(见7月4日《羊城晚报》)

 

傅德志,作为中科院教授,知名度有限;作为“正龙拍虎”这出闹剧中的“打虎派”领军人物,则名满天下,为公众所熟知。不信权威,不畏权势,甚至恫吓,以科学的理性与执着,与造假分子周旋,直至整个事件水落石出,表现了一位知识分子的客观与严谨。

 

随着正龙入狱,“虎”声渐消,傅教授也沉默了一段时间。邓玉娇事件,又是一个契机,可是,这次傅教授有点失态,说严重点是晚节不保,与打虎时的满堂彩有霄壤之别的是,“招邓玉娇为研究生”在网上是一地“口水”,网民们毫不留情。

 

应该说,傅先生悲天悯人、拯救苍生的情怀是值得赞许的,这比起许多为权贵代言、昧着良心说话的“专家”要强

吉林在全国率先完成政府机构改革,原来的58个机构精简为47个机构,共减少183个编制,精简幅度为3.6%。为不影响干部工作积极性,省委组织部决定,一些处级干部虽不再任领导职务,但保留处级待遇,工资不降,待遇不变,没有人因机构改革而“下岗”。(见7月3日《新京报》)

 

没有人因为机构改革而“下岗”,甚至不在其位也不减其禄——该领的工资、奖金照领不误,该享受的待遇一样不少,赋闲在家也由纳税人优厚地供养起来——这样的改革,当然不会“影响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了(摊上此等好事,有些早就想下海的人可能还偷着乐呢)。可是,这样的改革严重地“影响了公众的工作积极性”。

 

公众要问:他们凭什么不干活吃俸禄?在其位,谋其政,谋其政,取其俸,这是从古至今、中外皆然的天理,是政治ABC。而那些被机构改革裁减下来的官员,凭什么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而领其俸禄?莫非官位是他们的囊中之物,外人动不得?我想,除了封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