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一些關於中國文化的胡說八道

龔鵬程

八、中國要什麽樣的文明：外來

    這個論題與上一節息息相關。

　　因認為中國文化自秦漢大一統後就衰了，所以魏晉南北朝時期印度佛教文明之輸入，就具有輸血治療之作用。中國因接受了外來文化之養分，故才能開創“第二帝國”，形成第二春：唐宋盛世。

　　宋以後，中國又僵化了，又衰了。西方傳教士這時適時傳來了西方文明，本來很可以替中國帶來如印度文明那般的救命功效；不料中國人愚蠢，閉關自守，拖了幾百年。直到西方用輪船大炮，打醒了我們，我們才從蒙昧中覺悟，開始努力向西方學習，迎接西方文明。

　　對西方文明的態度，這時就又比南北朝面對印度更積極了。主流是主張盡捐故我，改從西轍，才能步上“文明”道路，形成“第三春：資本主義社會”，而中國過去的文化只是野蠻。修正者態度略緩，主張如當年學印度那樣輸血治療即可，主體應該還是中國社會、中國文化，但應與西方文明做一融合之創造。前者從陳序經、胡適到黃仁宇，軍容壯盛。後者亦有陳寅恪等人，態度雖說是中國本位，思想的底子仍不脫文化多元論，覺得文化雜交是創造文化盛世之機遇。

　　我對此類意見均不以為然，此處僅辨兩事：一、印度文化對中國固有添益之功，卻非補血治療。把中國設想為文化衰敝之邦，須待外來文化拯救之，甚可笑。二、西方傳教士東來，傳播教義，輔以天文曆法水法等所謂科學，亦不具文化救衰起敝之義。

　　先談第一點。

　　佛教傳入中國時，信佛教的人，確實多稱印度為“中國”，而以中國為“東土”。意思是印度才是意義的來源，居天地之中。中國僧俗西行取經、求法，以求解脫的行動及故事，便體現著這個意義。

　　但脫離傳教、護教的框架看，此說即顯得偏狹，因為結果非常明顯：

　　一、佛教根本已在印度滅亡或若存若亡。

　　二、印度文化，佛教之外的東西傳入或影響中土者甚少。物質，主要是蔗糖製作和饟；技藝，主要是歌舞琵琶。其餘思想、文學、倫理態度……等，皆若有似無，難予諦指。

　　三、佛教入中土，不是影響了中國，而是被中國吃了。史學上稱為“佛教中國化”，還是客氣的。高名大德如玄奘，雖欲宏原汁原味之印度佛教唯識法相宗，亦僅二代而絕，可見一斑。

　　四、持外來文明論者，多誇大佛教對中國的影響，喜歡說宋明理學是陽儒陰釋，吸收佛教而成。實則佛教中如天臺、華嚴、禪宗皆國人自創，禪宗尤與佛教傳統大異，自稱“教外別傳”（或如近代日本批判佛教所云：禪宗非佛教），早已盡洩天機，乃是中國思想浸潤影響佛教之產物。此等物，宋明理學家尚且認為它畢竟染於佛教，嚴予辨斥，則說宋明理學陽儒陰釋，豈非冤殺古人？整個中印文化交流史，絕不能想像為印度救濟中國文化史。

　　接著看第二點。西方文明進入中國之問題。

　　當時西方傳教士來中國的目的，是“拯救”中國人，宣揚福音。他們帶來的科學，至今也被視為福音，足以拯救中國。

　　在此情況下，目前一切史述均強調他們如何帶來了先進的科學，中國則頑固保守拒斥之。結果經歷了明末清初長期鬥爭，終於證明傳教士的西洋科學較為正確，中國皇朝乃改聘洋人為欽天監等職。本來中國自此可以走上西方科學之坦途了，無奈乾隆以後，又閉關自守，喪失了機會，遂造成落後。

　　這樣的福音傳播史，現在讓我來揭揭底：

　　首先當知：中國科學長期領先西方，而且領先不是一星半點，動輒領先幾百年上千年。

　　現在這一點不用再說，科學界心知肚明，只是一般人文學者和社會人士還搞不清狀況，還老以為中國人從來就缺乏科學精神。

　　學界則雖已知中國科學長期領先西方，但仍老大不情願，所以又有一論調曰：“中國古代只是科技，並不是科學；古代科技雖發達，近代西方那種科學及工業革命終究沒發生”。爲什麽沒發生呢？大家遂又分頭去找原因，各憑本事、各出奇說，到一間黑屋子裡抓一隻不存在的黑貓，“李約瑟難題”即屬此中之一。

　　我不想再答李約瑟難題，因為根本問題問錯了。西方工業革命的科學條件，中國比西方約早六七百年前就具備啦！

　　以工業革命中最重要的鋼鐵生產和應用來說，中國人製鐵可以追溯到西元前600年，第一塊鑄鐵實物始於西元前513年；到西元前2世紀，鋼的生產就開始了（從鑄鐵發展而來），而歐洲要到了近代才生產鋼。

　　以生產量來說，中國在西元806年生產了1.35萬噸的鐵，到1064年時生產了約9.04萬噸，1078年差不多有12.5萬噸。歐洲約到1700年時才開始大量生產鐵，到1788年時，英國的鐵產量還只有7.6萬噸。1080年宋朝四川鐵的價格，按鐵與稻米的價格比來計算是177:100，陝西是135:100，說明鐵的價格非常低。要到七百年後，1700年，英國才達到了類似的160:100比率，這可能比11世紀中國東北部鐵的價格還高出約1/3。

　　鐵製品方面，我們用鑄鐵鍛造鏟子和犁鏵大炮，用熟鐵製造刀劍。歐洲人在中世紀大抵只會使用熟鐵。冶煉鐵所需的風箱，中國在元前4世紀已使用了，並早在西元31年就使用水力驅動。

　　歐洲的水車先是用來碾製穀物，1025年才在德國用於鐵的生產，而在中國情況則恰恰相反，老早就用水車來推動風箱。在水力風箱中活塞杆和傳動帶的使用，也與蒸汽機的原理極為相似。其他方面，如大概早在元前4世紀中國人就已經開採了石油和天然氣，應用於燃料、烹飪和照明等就不詳說了。

　　諸如此類事例，乃是西方及日本許多學者堅持中國之現代化（或近代化，指資本主義工業革命），早已發生於宋代的緣故。我不主張套用西洋史的框架，故我並不會這麼說。但此類事例有力地反駁了中國沒有西方所謂近代科學工業，一直要等到明代中晚期或鴉片戰爭以後西方人才送來福音的觀點。

　　看至此，你大約會深感疑惑，因為明代傳教士帶來了科學，且勝於中土舊天文曆法等，乃是明顯的事實。

　　是的，所謂明顯的事實，正須考察考察。

　　明清之際，奉教人士在教義的影響下多拒斥中國傳統的星占、地理、選擇之術。如康熙八年，南懷仁將楊光先排擠出欽天監，擔任治理曆法一職後，短短數日內，即一口氣寫就《妄推吉凶辯》《妄占辯》《妄擇辯》三書，用“科學的態度”痛批中國人以術數占斷吉凶休咎之法。

　　一般人看這類史事，自然會以為這代表了科學與迷信之爭，其實呢？是傳教士另有一套迷信。他們除了信上帝之外，許多人還信占星術呢。

　　順治九年，薛鳳祚協助耶穌會士穆尼閣（Jean Nicolas Smogolenski，1611——1656）譯撰《天步真理》時，即在<人命>下卷列出十五個西方人物出生時的天宮圖，并詳加推演說明。

　　康熙時，南懷仁照湯若望先前所譯的《天文實用》一書，預推每年於春、夏、秋、冬四正節及四立節，以及交食等日的天象，凡說 “各季所主天氣、人物之變動效驗，如空際天氣□冷熱、乾濕、陰雲、風雨、霜雪等項有驗與否，下土有旱澇，五穀百果有收成與否，人身之血氣調和、不調和，疾病多寡，用藥治理以何日順天、何日不順天”等項，均是西洋占星術。

　　又，今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二百餘件康熙朝欽天監題本中亦可清楚見到西方星占術的內容，如：「自立夏至夏至，土星為天象之主，立夏、小滿二節，土星、太陽及金、水二星，久在相會之限，主空際多濛氣，陰雲，天氣仍涼。立夏初旬，土、火二星在夏至左右兩宮相近，主人身氣血不和，多癆病、吐血，遍體疼痛之疾，於五月初二、初三、初四、初九、初十、十一日調理服藥，方合於天象……」。

　　題本中更屢見西方星占學家所用天宮圖的形式。可見當時曆法之爭，實為文化衝突，並非科學與迷信之爭（另詳黃一農〈耶穌會士對中國傳統占星術的態度〉）。

　　另外，當時來華傳教士基於信仰，普遍認為崇拜偶像的中國人文化低劣，自認為能以較先進的曆法推算和交食預測取得官方信任，就力圖用貶低中國古代天文學成就的作法，誘使中國人崇尚西方科學文明，進而接受他們的信仰。

　　如明末來華的法國耶穌會士金尼閣就說中國人對兩個天極一無所知，認為中國在耶穌會士到來之前不知道交食真相，還說“關於天象，他們沒有得出任何規律”。南懷仁也在1687年寫的介紹中國天文學的書中，對中國古代天文儀表示輕蔑，說是“笨拙的繆斯”。

　　只有少數人，例如耶穌會的巴多明1740年9月20日寫自北京的信中提出非議，說：“相當長時期內，學者認為在傳教士把天文學知識授給中國人之前，中國人不懂得天文學。我對這些人該說些什麽呢？只是近幾年通過觀測記錄，人們才開始睜開眼睛，開始想到他們中間也可能有值得重視的知識。”

　　另外，利瑪竇發現中國人記載的星數比歐洲人記載的多四百個，星象記錄比歐洲人完整，因此他說：“他們計算日、月食的時間非常清楚而準確，所用方法卻與我們不同。這些人從來沒有和歐洲人交往過，完全由自己的經驗獲得和我們相似的成就，真是一件可以驚奇的事。”他在南京考察過北極閣天文臺，盛讚其儀器：“規模和設計的精美遠遠超過曾在歐洲所看到的和知道的任何這類東西。雖經受了近二百五十年的雨、雪和天氣變化的考驗，卻絲毫無損於它原有的光彩”。

　　但整體來看，貶抑中國天文學以爭取在華傳教，乃其生存策，。因此展開與中國天文曆法之鬥爭也就在所難免。鬥爭之結果，傳教士們贏了，是否就證明了他們果然較為高明？

　　對此，李約瑟倒是說對了，他說：“耶穌會傳教士帶來的世界圖式是托勒密、亞里士多德的封閉的地心說，認為宇宙是由許多以地球為圓心的固體水晶構成的”，又說：“在宇宙結構問題上，傳教士們硬要把一種基本錯誤的圖式（固體水晶球說）強加給一種基本正確的圖式（這種圖式來自古代的宣夜說）”。（見《中國科學技術史》，第四卷第二分冊）

　　水晶球說源於古希臘天文學家攸多克薩斯（元前408——前355）的宇宙同心球組說，認為每個球繞著固定在外的一個球層裡的一根軸而轉動。亞里士多德把他假想的球層變成球體，認為諸球層皆由不生不滅、完全透明、硬不可入的物質構成。該說曾被教廷視為異端，後來神學家阿奎那將其與神學結合，教廷才欽定為教條。利瑪竇《乾坤體義》卷上、陽瑪諾則在《天問略》中介紹給中國的，就是這個說法。

　　水晶球說之後，在西方天文學中產生重要影響的是托勒密（90——168年）行星系說。主張地球居宇宙中心不動，日、月、行星和恒星都環繞地球運行，這即是天文學史上有名的地心說。在華傳教士對托勒密學說的介紹主要見於《崇禎曆書》。

　　《崇禎曆書》還介紹了當時剛在歐洲出現不多久的第谷說。

　　第谷體系認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月亮、太陽和恒星在不同的層次繞著地球轉，而五大星則繞著太陽轉。見《崇禎曆書》的《五緯曆指》卷一。

　　直至1722年編《歷象考成全書》時，被傳教士奉為圭臬的，仍是第谷體系。該體系在中國占主流地位一百多年。

　　至於哥白尼體系，是法國耶穌會士蔣友仁在1760年向乾隆帝獻《坤輿全圖》時才首次在中國公開介紹的。

　　換言之，明末至康熙年間，傳教士與中華天文曆法學的鬥爭，所採用的，乃是水晶球說和托勒密、第谷體系，本來就不正確，亦未必比中國舊法高明。

　　反之，李約瑟還考證：利氏所說的天球即《元史·天文志》指渾天象，是郭守敬在1276年對宋代科學家韓公廉、蘇頌製作的在當時領先世界的“水運儀象臺”的調整修配品。基本保留了1090年韓、蘇所製渾儀的原製，但觀測精度更高。特點是能使儀器隨天球運動而轉動，這一先進的作法直到1685年才體現在意大利天文學家卡西尼利用時鐘裝置推動望遠鏡隨天球旋轉的設計中，但這是中國人發明這項技術六百年後了。

　　另外，郭守敬所製簡儀是將先前的黃赤道轉換儀的黃道部件去掉，只保留赤道部份。對於現代望遠鏡廣泛使用的赤道裝置來說，李約瑟認為郭守敬是這種做法的先驅。歐洲到了16世紀，第谷放棄了歐洲人和阿拉伯人一貫使用的黃道坐標和黃道渾儀，採用中國人的赤道坐標，也比中國落後了三百年。

　　然則，為何在晚明清初中西方天文曆法之較量中，中國天文學者竟不敵西方傳教士，推步測量失准，以致清廷改聘教士掌理天事？

　　這當然是個謎。或許清以異族入關，本聯蒙藏以制漢，在天學等事上也欲假西洋傳教士以抑扼漢文化之威。或許當時中土講天學的，如楊光先等恰屬庸才。或許時代輿論氣候如此………。

　　歷史上的事，本來如是。例如賢人不出頭而庸才蠢貨大行其道；例如五四文化運動，理論多幼稚可哂而風動一時，餘烈至今。此乃歷史之無奈處。得勢者未必合理，合理者未必得勢，正是歷史規律之一。猶如有德者未必有福、壞人反而常常占盡便宜，福德不一致。

　　但吾人讀史，當觀理而非附勢。如附勢，儘可無惡不做以致王侯，又何必讀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