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一些關於中國文化的胡說八道

龔鵬程

七、中國要什麽樣的文化：多元

    早在孟德斯鳩那時，戰爭對抗、分崩離析的歐洲，與統一的中華大帝國就是個鮮明的對比。強調歐洲高於、勝於中國者，要如何解釋此一現象呢？

　　於是就產生了一種論調，謂歐洲之所以自由、進步，即由於這種內部的對抗、制衡、競爭；中國因缺乏此種內部多元競爭，以致統一、僵化，缺乏自由。

　　這種笑死人的多元制衡說，漸漸由政治性解釋，又延伸到了文化領域。謂中國文化在先秦，因百家爭鳴、多元競爭，所以才形成為思想上的黃金時代。秦漢以後，大一統王朝形成了大一統的思想環境，思想文化就衰了。

　　晚清國學運動所吸收的就是這個觀點。

　　依他們看，中國自秦漢以降，都只是君學，國學已亡，故國亦不國。黃節說：“秦皇漢武之立學也，吾以見專制之劇焉。專制之統一，而不國、而不學，殆數千年”（《國粹學報•國學真論》，1907年第2期），即是這種主張。

　　故其所謂國學，內涵也就不是經學。經學是儒家一家之學，且是漢代帝王獨尊儒術以後才有了那麼崇高的地位。革命黨人要推翻君主專制，自亦不再宗經；其所欲取法者，乃是秦漢專制王權尚未建立以前，九流十家爭鳴的那種學問。

　　此即稱為復興古學。鄧實〈古學復興論〉說：“吾國周秦之際，實為學術極盛之時代，百家諸子爭以學術鳴。”道光咸同以後諸子學漸盛之風氣，在他看，就反映了國人已由君學回歸國學且與西學逐漸合流的趨向：“諸子學而與西來之學，其相因緣而并興。”

　　古學的內涵，便因此是指諸子學，儒家則只是諸子學中之一支。

　　復興古學之另一意涵，則是把這種風氣或趨向比擬於歐洲的“文藝復興”。如鄧實把周秦諸子比擬為希臘七哲、把秦始皇焚書比為土耳其焚毀羅馬圖籍、把漢武帝罷黜百家比為歐洲封建神學之束縛，而說：“十五世紀為歐洲古學復興之世。而二十世紀，則為亞洲古學復興之世”（同上）。歐洲文藝復興時，不但由學說上追蹤古希臘羅馬，也收集整理流散亡佚之古籍。鄧實他們也在「國學保存會」底下設有藏書樓，廣搜叢殘，然後刊刻出版，因此影響宏遠。

　　國學，在其語脈中又名國粹、古學。具體內容則是具批判精神、反封建君主專制的諸子學。革命黨人以此振興民氣、激揚國魂，最終戰勝了朝廷，啟建民國。

　　革命救世者的用心當然很可欽佩，但這種文化觀卻並不準確。

　　因為道理非常簡單：政治上不統一的時代，未必思想文化上就真能比大一統時更活潑、更有創造力。先秦的情況等下再說，且看五代十國，真能上勝於唐，下勝於宋？魏晉南北朝，又能上勝於漢，下勝於唐？

　　歷史事實面如此，再說理論層面的問題：持多元文化論者，前提是認定了專制政治會對文化發展產生壓制，故認為一旦專制、統一思想，文化創造力就喪失了。這個前提當然有道理，但中國之統一朝代是否即是專制，大可商榷；文化之發展，除政治力之外，又有許多其他因素，故亦不能僅由這個角度看。王綱解紐之時代，未必思想文化就一定較發達。

　　同理，某些思想文化之所以興或衰，也未必由於政治力。儒家之盛，大家都說它是帝王提倡；但楊朱之學衰，跟政治就未必有關係，或許只因孟子批評了的緣故；某些時代皇帝或許更喜歡佛教道教，而佛道也未必就盛過儒學。

　　而且，這個評價，和中國人對自己文化發展的評價系統恰好相悖。且看《莊子•天下篇》，在感歎道術分裂之後，它敘述了以下幾家，其敘述方式是：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厘聞其風而說之。為之大過，已之大循。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泛愛兼利而非鬥，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

　　莊子的評介，是以“源”和“流”的關係來說明古道術與諸子的關係。諸家之學，均是古代道術中已有某一傾向或元素，而諸子繼承發展之，所以都是“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某某聞其風而悅之”。繼承發展之後，顯然又與古道術不盡相同，因此莊子對諸子學之總體評價乃是負面的、悲觀的。他認為諸子皆一曲之士，雖然“皆有所長，時有所用”；但不遍不賅，不能見天地之純與古人之大體。如此不斷分化下去，“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將來也絕對無法再統合了。

　　莊子是最具自由精神的，而其言如此。可見今人以多元競爭、王權降低控制為文化發達之主因，未必即屬確論。把先秦神聖化，認為諸子百家爭鳴即是學術文化的黃金時代，用來“託古改制”、諷喻當今是可以的，用來描述中國學術史便大謬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