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大會雖然取消了，但因事出突然，許多學者專家票也訂了、課也調了、假也請了、事也安排了，所以只好如期仍到了安陽。

　　既如此，那就仍安排接待，並開個有關周易大會的預備會吧。預會者還有百來人呢，忙亂熱鬧，不在話下。

　　在安陽忙到二十四日，把大家送走後，我再趕去少林寺，接著辦少林文化體驗營。

　　這也是個新的嘗試。少林寺十分配合，安排大家上殿、念唱、坐禪、聽法、誦經、過堂，完全過一種僧人的生活，並體驗禪醫、禪武、禪茶、禪樂、禪香等等。參加的企業家文化人都大呼過癮。只不過寒流陡降，山中森冷，又吃素，又坐枯禪，真是冷不可耐。在寒風中苦練易筋經、清晨五點天不亮就打板上殿，更是冷啊冷。

　　二十七日，活動圓滿結束。辭別法師們，回鄭州去趕飛機到北京。

　　不料行甫中途，忽然後面一輛載貨大卡車超過來，滑過我們的車子，乓乓乓撞上我們前面一串車。登時一陣大亂，我下來一看，嗚呼哀哉，慘不忍睹。七八輛車已狼藉瓦碎，當場橫死的，哀嚎宛轉的，受傷驚悸的，呆若木雞的，亂成一團。

　　同車的朋友都驚呼僥倖，因為本來最可能撞上的就是我們這輛車。我說此乃吉人天相，暗示我即是那個吉人。但他們都不以為然，皆說是佛祖保佑，或因剛從少林寺出來之故。

　　這或許也是的。因為恰好最前面一輛車被撞得稀爛了，可是前座正是少林寺的當家延開法師，竟然毫髮無傷。他爬出車來，轉坐到我們車上，大家才發現他滿頭都是碎玻璃屑，可見其驚險。此等事，非人力所能為，故只能歸諸天命，或說是神佛保佑了。

　　不過，君子不言命，還是來談談進德修業的事，講點學問為要。附貼我論永嘉學派一文，以撥亂反正焉。

 

永嘉學派的真面目

龔鵬程

 

一、    性質：非事功之學

 

　　你現在若上網去檢索「永嘉學派」或「葉適」「陳亮」，得到的資料幾乎眾口一詞，告訴你那是功利學派，在南宋與理學、心理學鼎足而立，甚或說葉適等人是反理學的。例如維基百科的介紹就是如此云云：

愛國主義、功利主義和反理學是葉適主要特點。他講究「功利之學」，認為「既無功利，則道義者乃無用之虛語」「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財而為聖君賢臣者也」。他反對當時性理空談，對於理學家所崇拜的人物如曾子、子思、孟子等進行了大膽的批判，認定《十翼》非孔子作，指出理學家糅合儒、佛、道三家思想提出「無極」「太極」等學說的謬論。

　　不是網上不負責任的言論才這樣，學術論文也基本上都是如此的。請看底下隨意舉出的書目：毛錫學,李中琳 ,馬盡舉,<宋代功利主義思想研究>,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 1993,04；李明友,<葉適的道器觀及其對心性之學的批評>,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 2001,01 ；李傳印,<葉適對儒家傳統財政思想的批判>,安慶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 1999,03 ；周夢江,<宋代義利之辯與葉適對朱熹的批評——兼論溫州商業社會與永嘉學派的關系>,溫州師範學院報 ,2004,01；周夢江,<南宋永嘉學派與道學的分歧>,河南大學學報，社科版,1992,01 ；周夢江,<南宋著名學者葉適>,文史知識,1992,08 ；徐淩雲,<葉適富人觀的經濟學釋評>,企業經濟 , 2002,11 ；徐洪興,<論葉適的非孟思想>,浙江學刊,1994,04 ；孫麗君,<葉適的反抑商思想>,東北財經大學學報 , 2000,01 ；湯勤福,<論葉適的歷史哲學與功利思想>,雲南社會科學,2000,01；黃書光,<略論事功派與理想派關於理想人格的建構>,孔孟學刊，第29卷第9期；朱盈靜《葉適的哲學思想暨其對理學與經學的批判》，東吳大學，2002，碩士論文……等等不可勝數的論著，其關鍵詞，大概也都是功利主義、事功學派、對儒家的批判、對道學的批判、對朱熹的批判等等。眾口一辭，彷彿定論。

　　我不曉得這種荒唐的現象因何形成，但正如說葉適等人是唯物主義思想家一樣，大概有其時代烙印，以致遺存了這類謬說，禍害至今。

　　如今不但學界如此，甚至還有不少永嘉溫州人士以「功利」「反道學」「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作為自己的文化標籤，沾沾自喜。不知這是遭了誤解而不自知，反倒以惡名為美稱。猶如無錫人常以東林黨人之氣節自矜，東林書院自己的解說詞甚而強調當年士大夫如何如何結為東林黨以對抗閹人。不知「東林黨」乃政敵誣枉之惡名，古代豈有自稱為黨人者？永嘉事功之學，亦論敵誤會且不以為然之辭，焉能據以自名？何況，永嘉又哪裡是講事功而反理學的呢？

　　誤會永嘉為事功之學，始於朱熹。朱熹與陳亮（同父）辯英雄、論漢唐、言王霸，往復數十通，始終不能契合。因為朱熹看見陳亮承認漢唐、承認權變，就為之痛心疾首，以為陳亮是以成敗論是非，看重漢唐的事功，故陷在利欲膠漆盆裏。

　　近人牟宗三《政道與治道》第十章、勞思克《中國哲學史》第三卷第四章（朱熹之敵論二），都依朱子說，把陳亮定性為英雄主義、功利之學。其後學承流接響，遂也都如此說。

　　其實他們完全弄錯了，陳亮不是朱子所以為的那樣。故陳亮對朱子說：

　

來教乃有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說，則前後布列區區，宜其皆未見悉也。……諸儒自處者曰義曰王，漢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頭自如此說，一頭自如此做。如此卻是義利雙行、王霸並用。如亮之說，卻是直上直下，只有一個頭顱做得成耳。向來十論大抵廣敷此義。只如太宗亦只是發他英雄之心誤處本秒忽，而後斷之以大義，豈右其為霸哉？（甲辰秋書）

 

其後陳亮的《乙巳春書》之二又說：「來論謂亮推尊漢唐以為與三代不異，貶抑三代以為與漢唐不殊。如此則不獨不察其心，亦並與其言不察矣」。之一則勸朱子「平心以聽」。〈丙午秋書〉又強調：「（若）王霸可以雜用，則天理與人欲可以並行矣」，且正告朱子：「不深察其心，則今可止矣」，不願再跟朱子談這個問題了。

　　但朱子不曉得他完全不瞭解同父，仍然堅信同父是尊霸賤王的，《語類》一二三：「問文中子之學，曰：『他有個意思，以為堯舜三代也只與後世一般，只是偶然做得著』……又曰：『近日陳同父便是這般話說。他便忌程先生說帝王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智力把持天下。正緣這話說得它並處，它便忌』」。同父若聞此語，定要吐血。

　　然而，很多人是根據朱子對陳同父的理解來理解陳氏的。以為同父眞是「義利雙行、王霸並用」（朱子<答同父第四書>））「敗論事非，但取其獲禽之多爾，不羞其詭遇之不出於正」（第六書）「推尊漢唐，貶仰三代」「但有救時之志，除亂之功，則其所為雖不盡合義理，亦自不妨為一世英雄」（第八書）。

　　如勞思光說陳亮之意是以為凡能成功必有其「理」的事功之學；牟宗三說陳亮是只肯定英雄生命之原始價值的英雄主義，只落在生命強度之實然狀態中。這都是誤解陳氏的謬說。

　　其實陳氏的意見是根據文中子王通來的，王通就不是英雄主義，陳氏也是要轉英雄為聖人。王通不以成敗論道德，陳氏也不以漢唐有事功即推崇它是王道。陳氏的意思是說：「人心之正，萬世之常法也。苟其不役於喜怒哀樂之私，則曲折萬變而周道常如砥也」(卷四‧答問十一)。人心，是不可能滅絕的。且此心即是天理，怎麼可能有幾千年無此心、無天理的日子？所以三代與漢唐的不同，不是心不同，而只是漢唐不能盡心，故<乙巳與朱子第二書>說：「某大概以為三代做得盡者也，漢唐做不到盡者也，故曰：心之用有不盡而無常泯，法之文有不備而無常廢。」換句話說：「本領閎闊，工夫至到，便做得三代；有本領無工夫，只做得漢唐」(乙巳秋書)。既非教人承認英雄皆有價值，亦非原始生命之直覺；更非才智主義、事功之學　

　　的確，陳氏是強調行權的，如卷十三《五謀臣傳序》說：「君子行權於正，用智以理，若庖丁之解牛」；《祭呂祖謙文》又說：「孝悌忠信常不足以趨天下之變，而材辯智術常不足以定天下之經」，都肯定了通權與適變。但通變並非鼓勵人權譎縱橫，而是要「行權於正」。

　　因此陳亮的通權說，內部其實有一層轉折，是承認權變，但又要點化權變，使之不失於正。故同甫自謂為九轉丹砂、點鐵成金，能「窒後世英雄豪傑之口而奪其氣，使知千塗萬轍，卒走聖人樣子不得」（乙巳春答朱子第二書），讓英雄無法藉口於行權。

 陳氏又曾引王通說：「皇墳帝典，吾不得而識矣。不以三代之法統天下，終危邦也。如不得已，其兩漢之制乎!不以兩漢之制輔天下。誠亂也已」。顯然他是以三代王道為典型，而又不廢漢唐。認為漠唐之道，亦本於三代；只是時有轉移、工夫有不盡，所以不無滲漏、只能名為雜霸而已：「謂之雜霸，其道固本於王也」。因此這根本不是朱子所指責的「王霸並用，義利雙行」。

 

二、淵源：本關洛之教

 

　　朱子對陳同甫不瞭解，當然也就不可能瞭解葉適。但葉適對朱子卻是極尊重的。在朝廷禁道學（號稱偽學）時，甚至不避忌諱為之辯護。這不僅顯示了他的道德勇氣，更體現他與程朱一派深厚的學術淵源和學術認同感。因此今人舉了一些葉適與程朱見解不同的枝節，誇張地替葉適冠上反理學反朱子的徽號，真是昧於大體，胡說八道！

　　葉氏自己就是理學，永嘉諸君亦無不講理學，說葉適等人反理學，是沒常識的話。至於葉適反不反朱熹呢？不妨看看葉適自己怎麼說。《水心文集》卷十有<同安縣學朱先生祠堂記>，為同安知事毛君祀朱熹於同安縣學宮而作，很能表達葉適對朱熹的整體評價，文曰：

 

　　  　　昔孔子既修述堯、舜、禹、三代紀法垂後世，而黃、老、申、韓之流亦各自為書，學者蕩析畔離，苟私所受，未有博探詳考，務合本統也。　　　及董仲舒稍推明之，與人主意合，則雜家異學始絀，而歸壹於孔氏矣。姑設祿利驅縻使從，豈道德果盡信哉！故經師句生無有知者，徒為短狹，蔽大義而已。獨司馬遷採《論語》，發明孟子不言利，為傳世家；孔安國解古文《論語》；揚雄數稱顏淵，篤好孟軻；小戴集記《大學》、《中庸》，鄭玄併注之；孟子有趙岐，論語又有何晏；韓愈、李翱，文人也，愈本曾參，翱尊子思矣。

　　　噫！二千年間，萌蘗汎濫，若存若亡，而大義之難明如此！則其博探詳考，知本統所由，而後能標顏、會、孟子為之傳，揭《大學》、《中庸》為之教，語學者必曰：「不如是，不是達孔子之道也。」然後序次不差而道德幾盡信矣，非程、張曁朱、呂數君子之力歟？

　　今夫箋傳衰歇，而士之聰明亦益以放恣，夷夏同指，科舉冒沒，淺識而深守，正說而偽受，交背於一室之內，而不以是心為殘賊無幾矣。余每見朱公極辨於毫釐之微，尤激切而殷勤，未嘗不為之歎息也。夫學莫熟於好、道莫成於樂，顏、曾、孟子所以潛其心也；行莫如誠，止莫如善，《大學》《中庸》所以致其義也。夷佛，疾疢也；科舉，痒痾也：公所甚懼也。

 

此文幾乎全引，就是因為說葉適反朱熹的人老是喜歡斷章取義，又不顧發言情境。――從情境說，毛君？葉適的學生，他對朱熹這麼崇敬，建祠堂來奉祀，且求序於老師葉適。如果葉適是反朱熹反理學的，請問這可能嗎？

　　再從文章內容看，葉適明言孔孟之道二千年間若存若亡，到了程、張、朱、呂諸君才標明顏曾思孟之道統，並揭《中庸》、《大學》以為教。朱子則尤其激切，「辨析毫釐之微」。這些話，對程朱等人的推崇還不高嗎？說他反對道統說、反理學，不是詅癡嗎？

　　至於這「辨析毫釐之微」到底在辨什麼呢？文章也講得很清楚，那就是義利之辨呀！他認為漢崇儒術以來，經生只是被功利心驅使了去做學問，故說經生無有知者，僅司馬遷懂得孟子不言利的道理而已。現在，讀書人也不是真好道、真樂道，不過用以為科舉，溺於功利而已。所以朱熹「所甚懼也」。

本文因朱熹而上溯程張，兼及呂祖謙，這些人都是他所推崇的。《南安軍之先生祠堂記》則更推及周濂溪：

 

　　　南安者，昔周子、二程相與講習其地，群聖人之道賴以復明，學者紀焉。……余觀著令，漢而後諸大儒得祀孔子廟廷者，三君子過之遠矣。……然則三君子亦何以過諸大儒哉？蓋道之所以晻鬱於後者，天與人殊而人與己殊，道非其道而學非其學也。理不盡，徒膠昔以病今；心不明，姑捨己以辨物。勤苦而種，皆文藻之末；鹵莽而獲，皆枝葉之餘。揚雄、韓愈猶然，況其下乎！

　　　自周子、二程以來，天之命我者，屬乎不離也；我之事天者，吻乎有合也。舜、文王之道即已之道；顏淵、孟軻之學即已之學也。辭華不黜而自落，功利不抑而自退，其本立矣！……此其所以過之遠也。覺於是而進，余所進也；安於是而止，余亦止之。

 

本文收入《水心文集》卷上，作於嘉定十二年七月。文中把周敦頤、程顥、程頤推尊在揚雄、韓愈之上，強調他們是為己之學，其本領在於立本。能立本，則「功利不抑而自退」。文章末尾還表明了自己跟他們是一致的。

　　葉適此類言論甚多，如〈龜山楊先生祠堂記〉推美楊龜山：「力行二程之道，黜王氏邪說。節高而安、行峻而和，學者所師，當世所尊」（卷十）；《上蔡先生祠堂記》感慨：「謝良佐，受業二程，與遊酢定夫、楊時中立皆為高弟，號上蔡先生。學者宗其傳，謂顏冉復見也，不幸遭黨人禁錮，未解而卒」等等均是。

　　上蔡遭黨錮，他都要為之感傷了；朱熹受黨禍，他當然更要挺身而出，為之呼籲。《宋史》本傳載：

 

朱熹除兵部郞官，未就職，為侍郞林栗所劾。（葉）適上疏爭曰：栗劾熹罪，無一實者，特發其私意而遂忘其欺矣。……蓋自昔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為好名，或以為立異，或以為植黨。近則為道學之目，鄭丙倡之，陳賈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受，見士大夫有稍慕潔修者，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道學為大罪。文致語言，逐去一熹，自此善良受禍，何所不有？

 

此等議論，自是出於公心。但他與程朱一脈的學術關聯顯然在此起著作用，故深有氣類之感。

　　事實上葉適與程朱這個淵源關係，根本不必由我來論證，《宋元學案》老早就講得清清楚楚了。其書卷三十二，繋陳傅良、葉適、陳亮、蔡幼學、朱伯起於鄭伯熊門下，而鄭又與王十朋、林光朝、呂祖謙、郞鵬舉諸君出於周行己門下，稱為《永嘉學案》。全祖望後來改稱《周許諸儒學案》，講的都是永嘉陳葉諸子的上輩人。而這些人，全祖望說：

 

世知永嘉諸子之傳洛學，不知其兼傳關學。考所謂「九先生」者，其六人及程門，其三則私淑也。而周浮沚、沈彬老，又嘗從藍田呂氏遊，非橫渠之再傳乎？鮑敬亭輩七人，其五人及程門　。

 

永嘉諸子出於洛學，本是常識；兼傳關學，才是全祖望的見解。正因永嘉出於洛學，所以朱子作《伊洛淵源錄》才會寫信找陳傅良求永嘉諸賢事蹟。而這麼明顯的學術淵源與史事常識，現在竟還要如此費勁地考證說明，豈不哀哉？今人但見葉適有不同於程伊川朱熹的若干見解，遂把他們分疆異派地對立起來看，殊不知葉適與伊川朱熹之不同，只是同一系統內的差異，非敵體競立之關係也。

 

三、學術：嚴義利之辨

 

　　永嘉學派之性質與淵源，實際上也無庸黃宗義全祖望等人來推考。因為葉適自己早已講得明明白白了，《溫州新修學記》述永嘉之學派及其學術內容曰：

 

　昔周恭叔首聞程、呂氏微言，始放新經、黜舊疏，挈其儔論，退而自求，視千載之已絕，儼然如醉忽醒，夢方覺也。頗益衰歇，而鄭景望出，明見天理，神暢氣怡，篤信固守，言與行應，而後知今人之心可即於古人之心矣。故永嘉之學，必兢省禦物欲者，周作於前而鄭承於後也。

　　薛士隆慎發昭曠，獨究體統，與王遠大之制，叔末寡陋之術，不隨毀譽，必遮故實，如有用我，療復之方安在！至陳君舉尤號精密，民病某政，國厭某法，銖稱鎰數，各到根穴，而後知古人之治可措於今人之治矣。故永嘉之學，必彌論以通世變者，薛經其始而陳緯其終也。四人，邦之哲民也，諸生得無景行哉！

 

永嘉之學，一方面是「競省以禦物欲」，一方面又要「彌綸以通世變」，這兩者合起來才是永嘉之學的全貌。而前者就是程子的繼響、朱子的同道。今人論永嘉，卻往往僅重後者，就其一偏而說，然後讓後者與前者打架，說它是批判、反對程朱理學的，這不是太荒謬了嗎？

　　那麼，可以說程朱理學講的只上半部分，後一半，彌綸以通世變的本領則是永嘉學派之特長，超出了程朱嗎？

　　那當然也不對！依葉適之見，他是絕不會同意把兩者打成兩橛的，同時他也絕不會認為朱熹之學徒求克己復禮而不能經世。

　　這兩點，一些兒也不難證明。葉適有〈題朱晦庵帖〉說：

 　

謙伯別久，一日過余。將為長興縣，出朱公此紙。乃急迫了劇邑，乃不忘博學審問之功，他日聞其政，必異於今人也(卷二十九)。

 

友人謙伯要去做官赴任，拿出朱子的手劄來請葉適題跋，而葉適嘉許他不廢博學審問之功，未來必能當個好官。這一小事，至少可以說明兩點：一是葉適對人之喜愛珍重朱子文劄，頗為贊同，且並不以為朱子文劄之內容會與做官問政不相干；二，謙伯不廢博學審問之功，在他看正是未來能做個好官的必要條件。

　　永嘉之學的關鍵也即在此。經世與內省禦欲，非但是兩個不可或缺的部分，經世的本領更不是獨立的，其根本就在前半的工夫上。所以前者是後者的基礎。若無此基礎、無此根本而說經世，那就成了永嘉學派所批判的黃老申韓雜霸之學了。請看底下這則文獻：

 

周道衰，士不知以身為本，而皆以世自名。凡所為立私智、挾汙說，無不欲破壞先王之法而卑薄其身者。然則世安從治而功何由成？宜其不能反而日已仆滅也！漢人淺陋，不原古始，黃、老道德之意，申、韓法術之學，皆破壞先王之法者也，而謂其欲則先王之法；皆斲喪其世者也，而謂之戴翼其世。嗚呼！可悲也已！

 　 子質高而智明，必審擇而固守之：必義無利也，必厚無薄也，必安無躁也，必垂於永久，無苟於一時也，皆所以則先王之法而戴翼其身也。世不是之取而奚取？

 

本文叫《錢則甫字說》，見《水心文集》卷廿九。說錢翼世請葉適替他取個字，葉替他取字曰「則甫」，並作了這篇〈字說〉給他。則，是效法的意思，葉適希望他效法什麼呢？法先王！他說唯有依先生之法才能世治功成，用黃老申韓之術，一般人以為是可以治世的，其實反而都喪世而不能戴翼其身。而所謂先生之法又是什麼呢？葉適說即是以身為本，必審擇而固守之，必義無利。換言之，也就是在義利之辨上要能慎所抉擇，不能苟且於一時，不能逞其私智以牟利。

　 講事功的人，都自以為聰明，嘲笑孟子的義利之辨太過迂腐。葉適及永嘉諸子在近世被打扮成功利主義鬥士，反抗孔孟、反抗理學，其實是要藉他們來批判儒家之不言利，而申張自己的功利思想，謂孔孟為迂闊。殊不知葉適正是主張迂闊的。《水心別集》卷三（士學上）於此痛乎言之：

 

 　儒者以迂闊見非於世，所從來遠矣。三代以前，無迂闊之論。蓋唐、虞、夏、商之事雖不可復見，而臣以詩、書考之，知其崇義以養利，隆禮以致力，其君臣上下皆有闊大迂遠之意，而非一人之所自能者，是故天下亦莫得而名也。

 及至周衰，諸侯務求近效，以為先王之道回復而難至，乃始旁徑捷出以便其目前，而利欲富貴在於骨肉親戚之間者，不憚為險詐之行以攘奪之。……當是之時，孔子以匹夫之賤，起而憂之，其規營謀慮，無一身之智而有天下之義，無一時之利而為萬世之計，衛靈公問陳，對曰：「俎豆」；齊景公問政，對曰「君臣父子」；或者疑兵食不可去，則曰「自古皆有死」。其問答議論，凡皆若此，無一可施用於當世者。……雖其門人弟子，亦有以為迂者。其後孟軻當六國患秦之日，又自相殘暴，其君臣尤為卑陋，計功於俘馘之內，而問計於間諜之中，然孟子告之，一則仁義，二則仁義，夫所謂仁義者，齊、梁之人莫能識，而況於行之乎！務以翼贊孔氏之意而操必不可從之說。夫孔子、孟軻，所謂迂闊之最大，而後世所以有迂闊之論者自孔、孟始也。嗚呼！天下自周之衰而極於亡秦之亂，天地幾不立矣，所以然者，君臣上下為目前便利之計，月不圖歲，朝不計夕，自以為是，而後來者無所則仰也。彼其君臣父子之道復立，禮義忠信之教復興，乃得永存以至於今世而猶有望其無窮者，此非孔、孟迂闊之力歟！

噫！後世之儒者，徒得其書而讀之，執其所為言以自信而已，尚安能真知迂闊之意！若董仲舒、劉向、楊雄、韓愈之徒，此其於孔氏之門人弟子未能什一也，而世遂以其迂闊而駭之。誠使孔、孟復出，親見其人，與之考論其政事而接聞其言語，其不將有大駭者耶？奈何徒尊其道而棄其人乎！夫所謂迂闊者，言利則必曰與民，言刑則必曰措刑，言兵則必曰寢兵，言當世則必曰唐、虞、三代，而簿書、獄訟不如禮樂，臺、省、府、寺不如學校。其措於事，誠若漫然而不足效者。雖然，疑其迂者自為行必疾，議其闊者自為塗必隘，左侵右偪，將無地以自容而不知也。是不能為迂闊而已！

 

文章首先說儒者之言，本是古三代之正道，只因春秋世亂以後大家亂搞，才反過來批評儒者所言的三代正道太過迂闊。其次，說在那個世衰道喪的時代，唯有孔孟仍堅持講三代正道那一套，而當時人亦皆以其為迂闊。第三段，說大家自以為是的功利辦法，歷史證明瞭它根本不能久長，反而是被視為迂闊的孔孟義理，長存於天地之間，那麼到底誰才是真有價值的呢？第四段，接著說後世學孔孟之道的人，往往不能掌握這所謂迂闊的義理。迂闊的義理是什麽？其論治均與一般人不同：一般人講兵講利、誇當世、重獄訟、強綢行政管理；孔孟之道卻是講義、講去兵、講堯舜三代、講禮樂、重教育，這些看起來沒什麽實效，不足以治世的辦法，其實才是真正有效且真能治世的。因此，最後他說：「故臣之所甚患者，以上迂闊誚其下，而下亦苟諱其迂闊之名，自貶而求容於世。其小者，學通世務，則錢穀、刑獄不足以深知而徒以紛亂，其大者取三代之不可復行者勉強牽合，以為可以酌古而禦今，二者皆足以敗事。而臣以為必得其迂闊者而用之，天下其幾乎！」

　　希望大家能真迂闊些、真去講孔孟之道。同樣的講法，又可見于《水心別集》卷九的《進卷書》，該文說《尚書》所載的古先聖王之大經大法其實並沒什麼奧妙，只不過存心以天為不可不敬、民為不可不畏，故酌天下之心以處其中而已。後世則不然：「今也喪其常心，而君臣上下相飾以智、相鬬以巧，愈出而愈奇，愈用而愈疑，蓋自秦、漢、魏、晉、唐之君，務為非常不測之智以愚其民，抗焉為其上，方合而遽散，幾得而復失，而欲以空言遮幾於唐、虞、三代之治，是猶桀之譽堯，北行而求其越者也，豈不悖哉！」  

　　葉適論經世的基本路數即是如此。講義、講王道、講存心，自然就能興天下之大利；反之，只講功利，其結果必遭亂。他批判管仲，即本于此一思路。認為：「管仲之術，導利之源，濟之以貪、行之以詐，而天下之亂益起而不息」。不像先王，「以仁義行於其間，而天下之大利何求而不成？」（別集卷六，管仲）。另外，他又在〈廷對〉中勸皇帝說：

 

　　      陛下求道于《典》、《墳》，求仁于孔氏，是既然矣；求禮樂于漢、唐，則非所求也。漢、唐之始，不及政事，何暇禮樂？且高帝不喜儒，不知學，先王聖人之道無所入於其心，然猶曰：「度吾所能行者」。太宗經理世務，動詢儒生，天資明銳，尤喜文學，然乃曰：「治不必為樂，樂不足為治」。夫不稽之古、不謀之道，而苟欲循其所安，陛下何取焉！深惟今世，上自郊廟，下至田野閭里，制度文為之節，脫略而不備，淺陋而不經；嫁娶、祠祀、飲食、生養無所取法，貧富相遁，無所紀極，而天下之治因以不舉，其患皆坐於禮樂之不明。禮樂不明，則政事不立；政事不利則財用竭而天下匱矣。陛下慨念天下之大，將奮然有所自為，而不先定其本，則仁心仁聞何由而著，王功帝德何由而隆？（別集·卷九）

 

一般人論經世治民，都從錢穀、兵刑、政體、人事上說。今人喜談永嘉事功之學，也因永嘉諸子頗有論及此等事者，如葉適就有《法度》《資格》《銓選》《薦舉》《任子》《科舉》《監司》《役法》《吏胥》《財》《治勢》《財計》《外論》《兵》《四屯駐大兵》《廂禁軍六乎士兵》等文。看起來與一般儒生只知空談心性而不通世務者不同。其實葉適固然能談這些「彌論以通世變」的部分，但這部分絕非根本；根本在於《士學上》所說的：「崇義以養利、隆禮以致力」。一個人，若能崇義隆禮，則當然也就能去除私欲。

　　《黃氏日抄》六十八〈讀水心文集〉曾論葉氏《大學講義》云：「前後接續，皆講禮器，公蓋欲以禮為治者。所講率明白，而『釋回增美質』一語，講之尤粹。……然公之所以遞連其講者，實歸宿於末章，欲稱財而為禮，不雜於人欲之流放，以禮從天下而帝王之統緒接也。嗚呼！後世之取財於民，視古百十倍，而用益不足。民窮到骨，朘削愈甚。此禮之不立，而財愈多愈乏使然也。公尚禮學，而尤精究財賦本末，欲起而救之至切也。」黃震對葉適的理解，與葉適自己在〈廷對〉中所顯示的態度，正可相發；而這樣的評論，亦可體現朱子之後學對葉適思想的掌握，基本是正確的。

　　以上這些言論，較偏於為居上立言，「競者以禦物欲」的工夫義還不甚顯，若對士人說法，他就直講義利之辨了。《水心文集‧卷九‧覺齋記》云：

 

余觀三代之後，世遠俗壞，士以利害得喪為準的，雜揉其思慮、紛汩其聰明，以求參乎人情違順之間；喜相翫也、怒相寇也，障固其公共者使之狹小，闡辟其專私者而更自以為廣大也。於時獨悟特見之士，覺於道而違於世，昏然為天下大迷。

悲夫！以一人而覺一世之所迷，合一世以咻一人之所覺，其所謂問學師友之序、義利人已之辨，常患乎乍存乍亡、若起若滅，方與世俗交而未已也。然則理雖常存，而覺之者病矣。

 

這是講「覺」的困難，其實也就是朱子臨終慨歎「艱難」的原因，士君子要在這個亂七八糟、競言功利的社會中堅持義利人己之辨，當然是「覺於道而迷於世的」，甚為困難。然而真士與俗士之分，豈不正在此哉？同卷《李氏中洲記》就稱讚李之翰能隱居求志：「於氣血利欲之雜先盡矣。遺世以順、照物以哲，故能養心於內，不暴於外，屈伸俯仰，有以自信」，跟一般人不同。一般人則是：「氣血之偏使，常制其中和；利欲之交替，常行於理義。終也則勢力之高下為進退，歲月之壯老為盛衰，規砭未忘而身又蹈之」，所以終究僅能成為嗜欲之小人而已。

　　此養心工夫，即葉適經世之術的根本。可惜世多嗜欲之徒，竟以嗜欲功利目葉適及永嘉諸君，而諸君竟以功利名，嗚呼！

 

紀念葉適誕辰八六O周年及學術研討會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