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江西回來，在火車上接到新京報張弘兄的電話，約寫一文論五四，說要替五四以來的新學術打分數。夜車無事，便在車上寫完了。剛好我明天又要南下珠海、杭州，北京的五四紀念活動皆不克參加，貼此文，聊備一說可也。

　　　　　　　　　　　　　五四新學術的成果

　　　　　　　　　　　　　　　　　龔鵬程

　　五四運動以後，新學風主要表現在文史研究上。原因十分簡單：自然學科、社會學科都直接移植自西方，唯人文學術中國自有傳統，若要改宗西方，就必須對舊的學術規範及方法進行改造。五四之後，白話文成為論學語言；整理國故，提出科學方法；古史辨，重建研究中國古史之觀點與材料，均屬此類建立新學術的工程。胡適《中國古代哲學史》在哲學研究上的典範意義亦在於此。

　　如此改造，首先是以西方的自然科學為楷模，來扭轉中國舊日詁經注史之法。胡適的「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或顧頡剛〈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周刊發刊詞〉說：「語言歷史學也正和其他的自然科學同目的、同手段，所差只是一個分工」，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說：「要把歷史學語言學建設得和生物學地質等等同樣」，都是同個意思。

　　自然科學，在他們的理解中，乃是客觀的、理性的、系統的，以確實的材料為證據，去做理性的推斷。中國人文學科之不振，即因未能採取此種學術型態。反之，西方不僅自然學科如此，其文史研究，尤其是對中國古史之研究，亦是此一型態。此即西人「東方學」之傳統。傅斯年在呼籲要將史學建設得跟生物學地質學一樣時，即期待如此才能使「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可見效法西人東方學以與彼爭勝，師夷長技以制夷，正是彼輩用心良苦之處。牟潤孫曾有一文形容胡適整理國故，實際上就是「要照著西方漢學家和受西方漢學影響的日本支那學家的研究方法和範圍去作研究」（一九七七、二、七，香港大公報），對此心境與做法也描述得很準確。

　　經由五四運動以後之逐步改造，如今中國學術新傳統早已確立。一種模擬自然科學的人文學術型態，彌漫在我們的學科建置、課程規劃、論文寫作、教學方式、學術評鑑及意識內涵中。例如我們如果說某人論某事不客觀、不理性、不系統，那若不是說它沒價值，起碼也是不學術。

　　西方自然科學之發展，其實早已超越了十八世紀以來的實證主義觀點。波柏（Popper）以後，或謂科學並非經驗之歸納與檢證，而是科學家的推測與建構；或主張科學無政府主義；或言測不準定律；或說模糊理論；或強調神學與美感在科學中之作用，不一而足。可是人文學術目前的主流學風卻仍是實證，也就是仍守五四時期科學觀之矩矱，這不能不說是五四的巨大影響了。

　　由此延伸出來的另一新學風特點，是文史研究既應如自然科學一般，則自然科學是世界性的，無國界之畛域，文史亦當如之。胡適在北大《國學季刊》發刊宣言中，之所以大力抨擊：「向來的學者誤以國學的國字是國界的表示」，而強調應把中國現象放在世界上去進行比較研究，即是此理。例如以西洋文法來解釋中國語文，以歐洲日本之封建來比較中國封建制度；以西洋議會制度來看中國御史；以印度因明與歐洲邏輯來理解墨經；以近世社會主義政策來說明王莽王安石之變法；以西方小說戲曲民俗神話來解說中國文學……，皆是把中國事物放入世界性的格局中去觀察。或藉西事以釋中書，或以西方哲學文學理論詮解中事。五四學風之逈異於明清，特點正在於此。

　　這一點，後來也是大獲發揚的。中國社會史曾完全納入馬克斯世界歷史發展階段論中去說，哲學史也完全採用歐洲上古中古近世之框架，不然就用形上學、倫理學、唯心論、唯物論、經驗論、理性論等分法，解析中國哲學的方法和術語也延用自西方哲學。文學研究，則熱衷於運用西方理論來解析中國材料，或質疑中國為何沒有出現西方已有的文類（如史詩、神話）。

　　由這些方面看，五四人物所提倡的新學術，其實已然開花結果。今天在學術界，如果你仍做著像朱熹那樣的古籍集注、那樣論理氣性命的文章；仍如戴震那樣的考證或《孟子字義疏證》，保證你不能升等、不能評獎、文章也沒地方刊登。如果你的研究既主觀又不系統，那也就不用在學界混了。

　　故五四的課題，今已完滿達成，可獲滿分。何況，現今之所為，恐怕更已超過五四對新學術的期待，要破一百二十分了。怎麼說？當時只是要在方法和範圍上照著自然科學與西方漢學做，現在則在語言及論文格式等各方面無不仿效之；文章也最好要拿到外國刊物上用外文發表，如此才有價值，評估時才可以多計若干點數。本來文史研究均重視著作，大學者都必須著書立說，現在也仿效自然學科，以期刊論文為主了。

　　可是，正因如此，目前新學術的表現也不妨說是反五四的。

　　五四是愛國運動，它一切手段，如反傳統、批判國民性、宣稱整理國故就是要打鬼，乃至後來主張廢除漢字等，雖然看起來頗有反中國的架勢，但其目的仍是愛國的，是新式的「師夷長技以制夷」。含有一種民族主義的弔詭：為了民族好，就得放棄或改造民族的東西。所以傅斯年想把史學建設成西方自然科學，目的是企求使世界認識到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你可以說此法弔詭，乃緣木而求魚，但不能不注意方法和目的間的關係。現在這個目的還在不在呢？在我們以西方學術標準來評估我們的論文、以能獲SSCI為榮、以刊發在外國期刊、獲得外國人引用為傲時，我們的學術主體性何在？在我們不再能用中國觀念、方法、術語來說明中國思想與歷史現象時，我們還能夸稱我們是正宗嗎？

　　這是順著五四發展而走到五四對立面的。論五四之影響，則還不能忘了五四本來就有反對者。新學術固然風靡一世，蔚為典範主流，但反省批判五四之風，也同時在滋長中。以中國哲學來說，胡適所開啟的新學風，實質學術成果是不能跟反五四的新儒家一脈相比的。史學，如錢穆之影響也不可小覷，他與新儒家都反對以科學客觀之法治史說儒。文學，七十年代就有應建立比較文學的中國學派之議，近年更對學界患了「失語症」頗有批判，謂學者脫離了西方話語就講不出話來。社會科學也同樣在三十年代就有中國本位文化之論，七十年代則倡言社會科學中國化或本土化。這些思潮內涵不一，但多少都涉及了對新學術的批判反省。對五四出的考題，它們或許不想順著去回答，而更要追問當初那些設想是不是有問題。五四以後新學術的發展，真正精采處，其實在這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