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4.22 

            昨夜歸來甚宴，匆匆不及詳敘，且因先下了車，故酒後潔祥等人到底如何亦不甚知。今早去參加清華國學院八十周年紀念會，中午回來才找到潔祥，聽他說起，不禁大笑。

           原來昨天之聚會，是葉士珍兄召集的，其夫人及親戚數人由台灣來，故約了從機場直奔順義。車子過了一驛又一驛，直抵密林深處。暮色蒼茫中，定睛一看，竟是一葬場，三座靈骨塔聳立於長楊之間。塔畔有蒙古大帳。入而視之，有劉君者，熱情歡迎之。介紹曰：此劉館長也。杜潔祥曾擔任佛光圖書館館長，見對方亦是館長，大生綢繆之感。然細詢之，始知是殯儀館長。不過既皆是館長，便不妨暢飲，結果喝了十二瓶順義二鍋頭。葉君諸親友均席中即呼呼睡去。潔祥上了車，一路酣歌，後亦沉沉睡去。張武順最慘。江湖上都稱他「八七」，因有百八十七公分高。如今玉山頹然，我們幾個人都扛他不動。所以返回北京市區後，我在半途下車，告訴司機將潔祥送回旅店。但可能實在搬不動武順，所以送好潔祥後，司機只得再將車開回去，就讓武順在車上睡了。武順清晨醒來，才發現自己「今宵酒醒何處」，原來是在殯葬場。四野無人，殯葬場曉風殘月，平添了一段佳話。

今晚，王明蓀由台灣來，說起此事，他也哈哈大笑。

          至於清華國學院的紀念會，上午有何丙棣、何茲全、張豈之諸先生講話，下午也要我談一談。我認為清華國學院在近代學術史上已成為一則傳奇，後起者艷稱其事，固然應該，但夷考其實：國學院為時甚短，1925年設立，次年八月陳寅恪才到職，也就是人事才到齊；可是隔年王國維就自殺了，下一年梁啟超亦因病離去，然後次年就逝世了，國學院也便結束，前後僅四年，有一半以上時間還人丁不全。趙元任、李濟又常在外考古或調查方言，整個院，事實上陳寅恪獨木難支，全靠吳宓之調護。在此情形下，其教學與研究，成果必然都是有限的。四位導師中，梁王之學，早成於國學院成立以前，王國維在清華時期大概只做了〈古史新證〉等，因此不能把他們的所有成就，都計為國學院之光芒，陳寅恪、趙元任則都是初出茅廬的小伙子。陳那時才37歲，婚都還沒結，也沒有任何著作；趙亦甫於1924年譯出高本漢的《中國語音研究》而已。陳氏在當時開的課，也只集中在六朝及佛教，如「梵文文法」「佛經翻譯文學」「西人東方學之目錄學」之類。他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成於1939年，故亦不能將陳趙，乃至李濟後來之事功統計到清華國學院頭上，以夸大其學術表現。

            再說，清華國學院之學風亦非無可議之處。梁啟超、吳宓之學，看來無甚影響。陳寅恪似乎影響最大，可是清華國學院畢業諸生，其實治梵文、佛教史、西北史地、中古史者甚少，教學效果實屬可疑。其次，導師與學生大抵皆只採用一種實證史學之方法，無論王國維之說「二重證據」或陳寅恪，乃至學生如王力、高亨、劉盼遂、姚名達、姜亮夫、謝國楨等，均只是語言學加上考證罷了。其考證，以「材料」為「證據」，以繁瑣為精密，能創通大義者其實並不甚多，也就是普遍缺乏理論之興趣，因此為學者固有餘，卻無甚思想上的開創性，缺少思想家。

再者，既名為「研究院國學門」，簡稱為「國學院」，而根本沒有辭章與義理的課程和教育，只有考據，國學云乎哉？老實說，其學反而與西方或日本之所謂「漢學」較為接近。

第四，當時以清華的背景，特聘趙陳由海外來任教，自有融鑄東西的雄心，可是這亦只是形式上的。真要鎔鑄東西，談何容易？國學院沒有比較文化的研究方向，連趙元任陳寅恪，對西方文化也並不深知，何況其他，國學院在這方面亦乏表現。

雖然如此，清華國學院仍是值得回味的一頁傳奇。此次清華所辦會議，名稱是「清華國學院與21世紀中國學術」，21世紀學術如何不可知，就20世 紀看，整個學術發展正是國學院之背反。例如，當時辦的是國學院，後來則不再有這種統包性的學科，均採西式學術分科方式，國學分化為中文、歷史、哲學等系所。又如當時所聘，除趙元任李濟較接近專業學者外，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均係通人。擇聘師資之標準，本來也就要求他們能夠對中國文化「全體」有所研究。可是大家都曉得：後來整個學術界所要或所培養的，都不是通人而是專家。

此 外，國學院之教育目標，是要「培養以著述為畢生事業之國學專才」，用韋伯的話說，就是要培養以學術為志業的人。這樣的目標，爾後亦罕嗣響，因為大學之目標，已變成了培養從事某種職業的人，或根本就是養成以政治為志業的溫床。

還有，國學院強調導師，遠採牛津劍橋之制，近挹中國書院之風；開學日即由梁任公主 講書院之精神；希望導師帶學生。後來之教育也恰好不是如此的。所謂好教授，只是會寫書做研究而已，升等考評，皆不重導師功能。

凡此等等，回頭再看國學院，不是令人起無限幽思遐想嗎？其足以針砭當世者，豈淺鮮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