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4.23
前幾天的隨筆,提到在美華人或是對中華文化有興趣的華人,因缺乏華文繼續教育體系和華文出版系統之支援,想深入了解中華文化其實甚為困難,即使有幸進入中文系,也仍只以學習語言為主,對文化難有太深入之研究。因舉例時,提到喬治城大學之師資即以語言教師為主,引來張京媛之抗議。她以為我是在批評她們學校的學術水準,所以告訴我:「今天我們三名學中文的美國學生,榮獲美國東岸和南部地區的大學漢語水平競賽的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我們學校的漢語教學是很嚴格札實的」。這,我當然知道啊!且她的意思跟我有什麼不同呢?因此她說:「美國大學的中文教學是『外語』教學,不同於國内的中文系。我們的學生對中華文化的了解是有限的,只是一個開始」,恰好就是我那番話非常好的補充。特此引錄於茲,俾免誤會,並順便謝謝京媛之澄清。
比京媛火氣大的,是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法學院的司徒嘉恆先生。他直言批評:「您真的明白美國法學商學教育的體系與其自身的傳統嗎?作為一個身在美國法學教育體系中的台灣人,關於『哈佛大學法學院不受重視亦無甚地位』(不管是在哈佛之內,或者就美國社會整體而言)之說可真是前所未聞」。
為文賈禍,我經歷得多了。看見司徒先生如此反應,自亦不免暗悔多言。但司徒先生若仔細再看看我的隨筆,便知文章語脈重點是在讚美美國大學重視人文教育。而且這個論斷,是放在跟中國比較的情況下說的,所以先說去哈佛考察或未去而以中國情況想像哈佛的人,去了才會發現情形不然,好大學均以人文學科為主幹,法商應用學科,根本(不如在中國那麼)受重視云云。底下說哈佛法商被區隔在本部之外等,則是我在哈佛「聞」來的。向我介紹此類情況者,非只一人,亦非只某一類人。
司徒先生未聞此類語言,也許是因沒有人會坦誠向法商人士表達此類看法,或有其他原因,可是絕非我杜撰而來。何況,就算美國法商教育非常有地位,影響我「美國好大學都重視人文教育」那個論斷嗎?美國的法商學院不也強調學生的人文教養嗎?再說,美國法商教育的體系與傳統,我雖不敢說非常了解,但我在台灣創辦過南華管理學院,於商管教育之狀況,仍略有所知。難道司徒君要教育我說美國的法商學科地位竟要高過那些擁有傳統性權威的老學科,其體系與傳統竟要悠長於人文學嗎?
單就哈佛法學院或商學院說,其水準當然甚高,在法學界商學界卓具聲譽,整體社會對之評價亦甚佳。但我們不要忘了:哈佛是個人文主義的大陣地。它由校長艾略特主編的哈佛經典叢書,影響深遠,也標示著它整個學校的性格(我從前在隨筆中介紹過此書)。艾略特經營哈佛長達四十年,其後就有新人文主義大師白璧德,於1894年在哈佛執教至1933年才去世。白璧德代表作《文學與美國的大學》(Literture and the America College)序中就明言:「在說到大學教育時,我必然會論及艾略特校長在此所起到的作用」,可見二人沆瀣莫二。新人文主義之所以名新,就是指它不同於在歐洲發展起來的人文主義;它是美國「自己的」人文主義,而哈佛正是其發源地。這個傳統,在中國,因白璧德學生吳宓、梁實秋等人之引介,造成了不少的影響。在美國,曾因白璧德過世而衰弱了一陣,二次大戰後復興,六十年代又衰,七十年代後期又興。可是,不管外界如何,在哈佛內部,人文主義做為核心價值,乃是久已確立之事。為因應社會需要,哈佛後來也陸續開辦了許多經世致用的學科,但白璧德在上舉該書第四章〈文學與大學〉中早已明確指出:學術的等級,不是平等的,「學術的等級,是以這些學科與人的遠近來決定」「根據學科的人文程度,對各學科進行劃分」。因此,純實用的學科在哈佛,不論自己多麼洋洋得意、外界多麼看重它,其實哈佛的傳統對之早有一高下之判斷。對於此一哈佛人文傳統,司徒君從前若未有機會知聞,現在聞知了。
我的文章還不敢像白璧德那樣有菲薄法商之意,只是在為人文教育請命,呼籲大陸或台灣的大學在全力發展實用性學科之際,多用心於人文教育而已。岔出去,就法商學院在美國的地位問題發生爭論,可說是完全背離了我文章主旨的討論,令我感到非常遺憾。
同樣是在美國,我想韓秀對美國的了解,不會遜於司徒先生,但她看這一則隨筆,反應便迥然不同。她曾給我一信,說:「您這一則隨筆,深有同感。您的來訪,正是一個極好的證明,您將美國人和中國人待人接物的方法與心態所做出的比較,是非常貼切的。我在此地辦社團,深有體會,看您寫了出來﹐非常痛快。至於美國大學對人文學科的重視,特別體現在非人文學科學生的教育上。我的兒子唸的是最有『錢』途的電腦科學,但是,文史哲卻是必修,學分不夠,不但不能畢業,成績若不是甲等更直接影響就業。我們的孩子從小愛讀書,去年,他用心于但丁與柏拉圖,今年,他專攻蒙田與普魯塔克」。她這種閱讀與反應,才是符合文脈且知作者之用心的,對於改善中國教育環境也才有推進之功能。特推薦給司徒君參考。
唉,說這麼多,實在有點累。隨筆塗鴉,居然還須做如許解釋,真太辛苦矣。總之,是我不好。既是天涯遊旅,便只賞花草、吟風月可也,何必再對什麼邦國事業、教育文化發表是非議論?世間事,乃莊子所謂「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物論難齊,緣於人各有立場,語言文字又有其局限、有其封囿、有其認知解讀之異同。我既已跳出,就不當再自陷於其中,陳西麓詞曰:「鉤餌已忘機,都付與人間兒女。濠梁興在,鷗鷺笑人癡。三湘夢,五湖心,雲水蒼茫處」,說得好!我應以此自期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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