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3.14

            郭少棠先生來北京，相約與張文定先生等見了面，談及可以合寫一本討論如何將文化資源轉化應用於當代社會的書。郭先生精研歷史，但近年在香港開設不少城市規劃、文化產業之類課程，有些實際經驗，是很好的合作人選，但要怎麼合作，則須再商量。歸來，為北大出版社排印的文稿《大學教育與人文精神》作一序，曰：

　 　教育，其實是人人喜歡做的事，君不見：媽媽總是絮絮叨叨地教小孩、老師教學生、前輩教後生、婆婆教媳婦、妻子訓丈夫、和尚們忙於開示、神父四處拉人說教，而領導們則老要講話。說的人，興高采烈、指手畫腳。那被教被訓的，往往一副無辜無奈之狀。但教人的，轉個身，常又成為被教的，所以誰也莫怨誰。誰也都有指導別人、教育別人的欲望，因此古人說了：「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此既為人之患，當然也就是人文世界的特色，犀牛與鱷魚的世界，便無如此龐大的教育現象。人的孩童期特別長，本來就是為了人能有足夠的學習時間；不似許多動物，生下不久或父母稍事教導即能獨立自主謀生。人在成人以後，也仍無法脫離這種群居且共同教育、共同學習的型態，「百工技藝，莫不有師」，在生活中，體驗著各種教與學的情境。學著怎麼樣做個好人或有用的人，同時又把這些經驗與技能傳授給他人。人文的精神，便流漾在此情境中。

　　這就是教育的本性。但近代大學的體製，恰好是與之相違的。

　 　現代大學，出現僅數百年，然其體制越來越森嚴。它首先是畫地為牢式的，把教師學生圈在一起，與社會隔絕開來；再則是鋸箭法式的，把教育分成若干階段，大學只管它那一截；三則是墓碑式的，宣告一個人的教育屆此完成了。大學號稱高等教育，也就是教育的終點。

在這個體制內，教育的目標，大抵也不是想讓人成為好人或有用的人，而是將人塑造為被別人用的材料。塑造之過程與方法，又與工廠製作器皿相似，追求大量化、標準化、快速化。邇來大學企業化經營之呼聲，越來越響亮；大學內各式評鑑、指標，項目氾濫，均是為了滿足上述要求。古人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又謂就學者以敬業樂群為小成，以知類通達、強立不反為大成。今則只是訓練些專技職工罷了。不唯大逆古人論學之旨，與教育之本性，亦邈若山河。

　 　我即是在此一體制中受教育，後來且長期在此生活的不幸人。大學畢業後，留在學校教書，並兼校長室秘書，負責協助探討高等教育發展的文稿。因此我的第一個職務，竟可說是專事理解高教趨勢，鑽研其問題與答案。後來擔任系主任，創辦研究所、做院長，繼而獲得一些機緣，創辦了兩所大學。三十年來，可說全在辦學中渡過了青春。

　　凡我經辦的系所校院，皆廣獲好評；許多開創性的做法，也都影響深鉅。但我毫無矜喜之處。我深知今日大學教育之沉疴，也了解我的一些做法，越是博人喝采，就越可能是助紂為虐。縱有若干激濁揚清之舉，亦難影響大局。教育要想改善，須有大學體制外的衝擊。

　　故我一方面在大學內部辦學，也同時在校外辦。創辦過佛學院、道教學院、華山講堂、尋根文化中心，參贊過許多讀經班、讀書會、講會。不敢說要聚一堂師友，洗滌乾坤，但確曾寄望於民間生養新機。

　 　我亦另有機緣，曾入政府部門服務，負責過九十年代初期兩岸文教交流之所有事務，在學術、科技、教育、體育、宗教、藝術、大眾傳播諸領域，制訂法規、擘畫政策，沿用迄今。對於大學教育，更能從一個超越個別大學的格局，去思考其整體問題。對於教育行政體系，也有入乎其內之了解。

　　我相信，世上沒有人有如此豐富的辦學經驗，大學內、大學外、大學上，什麼都辦過。但也絕少有人對教育如此之失望。幾十年來，我所努力的，就是想導正大學的走向，呼籲發揚人文精神，可是目下看來是失敗了。

　 　然而我也並不氣餒，因為只有尚未實現的事，才能做為理想。理想的火種不滅，事情就總有可能辦成。因此把我部分討論台灣高等教育的文章輯成本書，就教於大陸關心教育的朋友，並鼓舞同道。文章是針對台灣狀況寫的，有論文，也有為報社寫的社評時論，輯在一塊兒，未免體例不純，或許也不盡切合大陸之需，但參考切磋，殆亦無妨。乙酉立春，序於北京，時客清華棲德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