郓城古文庙遗留雕龙石柱年代发现记

文/卢明

郓城古文庙，拆毁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文革时期，只有八根雕龙石柱留存至今。

这八根石根，是个人捐的，每根石柱上，都刻有捐赠者的名子。经辨认，捐柱的情况是：李宏霄、杨志鲲、董源、董厚、仝式锦、张充贞、祝士弘各捐一根，高璞、虞玑共捐一根。

那么，这些石柱的年代怎样确定呢，这是需要我们认真考证的。

清·光绪《郓城县志》上，记有历史上修建文庙的情况，包括哪个时代重修，哪个时代增修了什么。但是，修的次数多了，仅凭此，我们还是无法证明这八根石柱属于哪次修造大成殿时捐赠的。要想确认八根石柱的修造年代，还得从捐柱人的信息中查询。难办的是，仅凭一个名子，怎么能查到这些人的信息。

实际上，世界上的联系很多，关键看你是否有心，能否发现这些联系的线索。可喜的是，经过一段时间苦心探索，终于从光绪《郓城县志》上，查到部分捐柱者的身影。有部分人的时代定位，其他人便不用说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从郓城籍学者仝晰纲的《衍圣公孔胤植姻戚仝氏家族考——谱牒文献与儒学研究的一个视角》一文中，看到关于仝式锦捐大成殿石柱的线索。文中说，第65世衍圣公孔胤植的夫人郓城仝氏的父亲仝朝式，仝朝式的五世孙“仝式锦（郓邑仝氏追远堂十四世），字尚纲，住郓邑北马家楼，曾捐郓城县文庙衮龙石柱一根，竖于大成殿门左，柱上有‘仝式锦’三字为记。”这便与我们看到的那根刻有“仝式锦”名子的石柱完全吻合了。孔胤植是清初顺治年间的衍圣公，他岳父的五世孙，大概应比孔胤植晚个八十年左右，在康熙晚期或雍正时期。据此可以说，问题解决了。但，这只是孤证。要想考证处更确切，还须再找其他证据。

回头再查清·光绪《郓城县志·选举志》，终于发现，仝式锦的名子，原本列在清代岁贡的名单中。而且，这一拨名单中，也有祝士宏（弘）的名子。还有，在援例名单中，又找到高璞的名子。这就说明，这几位，都是文化人。只不过，有的有做官的记录，有的没有。尤其是李宏霄的情况更祥细些，他字承菴，初任英德县知县，补授襄城县知县。莅任首重学校，建立书院。他的情况，还有《河南通志》佐证。该志载：“ 李宏霄，山东郓城人，贡士，雍正四年任（襄城县知县-卢注）”。这一年，就是公元1726年。这说明，李宏霄和其他几位捐柱者，都生活在18世纪前朝，康熙、雍正时代。

知此，我们再回过头来对照县志关于古代修建文庙大成殿的记载，便可找出这八柱石柱是哪次修造时捐的。

《郓城县志·建置志》虽然记载着元、明、清各代修建文庙的情况，但，恰恰是清代的记得过于简略。除康熙年间知县陈良谟重建外，便是光绪年间，这便使我们失去了对照。最后，从清·光绪《郓城县志·职官志·知县》中，查到还有一个修过文庙的知县。此处记载：“祝增，字喻存，……康熙四十四年任……莅郓五载，百废俱兴。如修大成殿，增其规模，捐银七百两。又重修魁楼（魁楼也是文庙的一个建筑-卢注），出自内府绩纺。”

到此，我们便可以明确地认定，那八根石柱，应当是在清康熙中晚期，知县祝增修大成殿时捐赠的。捐赠者中，仝式锦、高璞、李宏霄、祝士弘，都是文化人，李宏霄还做过外地的知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