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河上的龙门大桥

                         龙门山上的洞窟石壁

少林寺大雄宝殿，少林寺位于少室山下，“少林”即少室禅林之意。

雄伟的太室山，山石突兀光滑，甚是奇特。

 

    我的论文《梁山队伍发展的三个阶段》一文，收入中国水浒学会、浙江水浒研究会编的《水浒争鸣》第十一辑。该书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李培超（1944-），笔名悲平，山东省郓城县人，1961年参军，在北京军区空军供职20年，1981年时转业回到原藉工作，后退休。
    少年李培超即喜爱诗歌。是他的启蒙老师徐炳頫先生“肩起沉重的闸门”（鲁迅语），使李培超得以看清诗歌殿堂的绚丽，走上诗歌创作的道路。一九五九年，十五岁的他写下了第一首诗：大雪飘飘纵九霄，北风扯地捲白茅。慈母盼我放学归，春辉严寒两相照（古绝•春辉）。一九六二年秋末作者以士兵的身份，从潍坊调往北京。次年春又写下了“忆去年潍坊县送别”：“朋友贫寒行李薄，别君意重情难隔。鲁地秋风知人意，默默吹皱碧水波。”这是现存李培超诗集中较早的两首诗，尤其是后一首曾在他所在的部队被广为传诵。
    在部队工作的绝大部分时间，正是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肆虐的时期，十年浩刧，带给祖国大地的是万马齐喑百花凋零。诗歌创作和其他文艺创作被视为“邪途，”受到沉重压制，但是作者创作之心火热，求知之心不泯，仍积极向“北京晚报”《五色土》拦目写信询问旧体诗创作技巧，询问国画创作技

西湖畔，白居易的雕像

断桥上，游人散步

荷塘边，垂柳依依

　　朱淑真（约1131年前后在世），宋代女词人，一作淑贞，号幽栖居士。朱淑真籍贯身世历来说法不一，《四库全书》中定其为“浙中海宁人”，一说“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祖籍安徽歙州（州治今安徽歙县），南宋初年时在世，相传为朱熹侄女。朱淑真生于仕宦家庭，其父曾在浙西做官，家境优裕。幼颖慧，博通经史，能文善画，精晓音律，尤工诗词。素有才女之称。相传因父母作主，嫁给一文法小吏。因志趣不合，婚后生活很不如意，抑郁而终，其墓在杭州青芝坞。
　　其生平，传世载籍多记载为“自号幽栖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世居桃村。工诗，嫁为市井民妻，不得志殁”。幽栖居士之说，最早见清王士祯《池北偶谈·朱淑真璇玑图记》，学术界已断为伪托；世居桃村，则不详其说从来。此外各项均见宋魏仲恭《断肠集序》，而据集中《春日书怀》“从宦东西不自由，亲帏千里泪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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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加爵的生平简介

    10月30日至11月2日，杭州与水浒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水浒学会年2009年年会在杭州西湖之畔的金溪山庄举行

中国水浒学会会长佘大平、秘书长张虹先生以及杭州市委宣传部、市社科联、市长园文局的负责同志出席了会议

           

               --司端秋的《成长驿站》序

  　司端秋嘱我给他的《成长驿站》一书作序，我乐意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与司端秋相识已经十多年了，每有相见，即说文论艺，常达忘情境界。司端秋其人其文，我怀有很深的敬意。细读《成长驿站》的内容，我为之赞叹。
　　司端秋能写出这样的作品，与他的工作经历有很大关系。《成长驿站》一书的内容，总离不开校园。司端秋做过几十年的中学教师，他带着对教育事业的忠诚，在教坛上辛勤耕耘，对这一行有着深厚的感情，付出了辛勤的努力，做出了过重要贡献。他一边教书育人，一边观察思考，对教育领域的人和事看在眼中，记在心里，形成自己的褒贬，寄予自己的爱恨。与司端秋谈话，你会明显感觉到这位年过花甲的人浑身透出的教师味。他大概是上帝派来专司教学的，为教学而忧，为教学而乐。既便是从教学岗位上退下来，他仍然念念不忘学校里的那些事情。所有这些，都为司端秋的写作提供了丰厚的生活基础，决定了他能写、愿写、善写校园题材

　　曾做过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在其著作《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中说：“毛泽东自少年时代起就爱读《水浒》，到老而兴趣依然。不管他对《水浒》的各种评论，是否尽都公允、正确，但他确实是一位爱读《水浒》者，善读《水浒》者。”
　　诚哉斯言。爱读善读《水浒传》，贯穿了毛泽东的一生。当人们回顾他那充满传奇色彩、轰轰烈烈的一生时，常常忆到他那极富个性的阅读《水浒》的故事。
　　把“经书”放在“杂书”上面
　　像许多读书的少年那样，私塾时代的毛泽东不爱正课爱业余，不喜“经书”喜“杂书”。所谓经书，即“四书五经”；所谓杂书，即传奇小说。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保安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回忆自己少年时代在私塾读书情况时说：
　　“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岳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那是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瞒着老师读的。老师憎恨这些禁书，并把它们说成是邪书。我经常在学校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经书把它们盖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