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参加晚报读书会听李启宇先生讲厦门殖民地文化及其对现在厦门文化的影响。他认为至少在私有产权、人权、法律等方面对现在产生了影响。黄绍坚先生也同意这种观点。但是我仍有疑问，他们所谓的殖民地文化（主要是鼓浪屿殖民地文化）在文革时受到了什么样的冲击，这种冲击后的残余还会对厦门文化产生多大的影响。黄绍坚博士主要从家庭影响及上下辈的文化传承这个角度回答了我的这个问题。但是想到文革后厦门本地人大量出走海外的状况，我怀疑即使通过家族式文化传承这个角度对后来的厦门文化（应该说主要是对那些厦门，特别是鼓浪屿本地居民的后代产生了影响，当然不能否认这种影响的扩散和渗透）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

那么到底厦门文化（比如文明程度相对较高，法治意识相对较强）是受什么的影响呢？作为一个外地人，我能感觉到厦门文化的优势，但是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说实话我也从来没有感觉过鼓浪屿殖民地文化间接地对我产生过影响（也可能有，而我没有察觉），我更相信厦门作为一个经济特区，大量外地人（特别是高学历知识分子）的涌入，对这个城市文明的影响。另外一点必须提到，就是厦门环境的美丽对厦门人文明程度的提高应该也有不小的影响。关于环境对人行为和心理的影响很多学者都曾有研究和论述，研究结果证明环境的美丽、干净与否的确会对人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甚至是不小的影响，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种经验。结果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厦门人不自觉地因为这种自豪感而变得愈加文明起来了。

另外让我感到兴趣的一点是黄绍坚博士所提到的让他尴尬的那一点，即厦门（主要指鼓浪屿）一方面因被殖民而得以提前享受现代的文明，另一方面这种好的结果的确又是通过让人感到屈辱的被殖民方式获得的。这里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文明（包括富裕）可不可以强行赋予？我们现在因为感觉到被殖民带来的好处而觉得被殖民好，这是因为我们是站在现代文明的立场上回头看问题的，而且恰恰殖民者施行的一套是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现代文明制度。假如其施行的是野蛮的，不符合现代文明的方式，我们现在还会有这种尴尬吗？肯定不会有，我们会连形式和内容一概否定。那么我们怎么能因为现在它恰好符合了文明的方式而把内容和形式一概接受了呢？其实，最简单的方式是，接受内容，拒绝形式。但是问题再次出现，没有这种强制的形式，又哪里会有内容呢？这真是一对矛盾。当然最好的情形是，主动而不是被动地引入这种内容（这也是我们今天正在做的），但是这谈何容易，如果落后的文明（假设我们当时是落后的文明）始终意识不到，或者不肯主动接受先进的文明呢？那么先进的文明是不是就有权力通过非正当手段“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这又回到一开始探讨的问题了。

这个问题之所以还有探讨的价值，正因为这种问题今天还依然存在，只是改头换面了而已。比如现在经常看到，有些旅游者因为环境日益破坏，从而希望一些风景秀丽尚未开发的地区不要开发，保留一片净土。这个愿望本没有错，但是却往往与当地居民（包括政府）的期望发生矛盾，因为当地居民往往期望本地赶快被开发，从而以此为良机发展经济，对于他们来说生存比风景更重要。那么到底谁对谁错？也许谁都没有错？那么假如当地要开发，旅游者（作为外来人）他们是否有权利予以阻止，并让当地人按照他们的想法去做？再举个更极端的例子，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帮助当地人民致富，强行推行致富政策，比如要求必须每家都喂猪，比如都必须把小麦铲掉种棉花或烟叶，那么政府这种做法对吗？如果政府的政策是合理的话，并且的确也帮助农民致富了，那么这种方式是争取的吗？这个问题解决了，相信上面那个问题也就解决了。但是这个时候也许不会有太多人注意这个问题，甚至还对政府政策的英明感恩戴德，那么假如政府的政策是错误的，不符合当地实际的，因此给当地经济带来破坏，不尽没有帮助农民致富，而且让农民破产的话，那么又该如何评价呢？

有朋友说这是因为政府没有通过投票让当地人民自行决定该怎么做，他说的是对的。但是这就跟上面的问题有区别了（因为我们强调的是外来力量对另一个地方的干涉）。而且这个世界越来越让人悲哀的地方就在于，即便是可以自行决定本地的事务，你也无法扭转外力对你的影响。比如美国一些小镇因为不想破坏本地宁静的生活，而投票决定不允许“沃尔玛”等大型超市进驻本镇，但是他们却无法影响其它小镇居民的决定，结果“沃尔玛”进驻了相邻小镇，他们不尽无法享受原本盼望的宁静生活（因为超市还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影响），而且还无法享受“沃尔玛”进驻带来的好处，真是最差的一个结局，最后被迫无奈只好接受“沃尔玛”，但是可以相见，这对他们来说是多么不情愿的一件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