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叶兆言的《陈旧人物》，感受最深的还是五四那代人怎么就那么厉害，就像叶兆言在写到钱玄同时感叹的：“回顾五四时代的人物，总忍不住感叹，怎么都那么厉害，通古博今，要什么有什么。”就连赌气，都能赌出那么大的成绩出来。叶兆言说当年刘半农之所以留法，就是气愤于《新青年》那帮人对他的“轻视”，因为他的“浅”连他的稿子都不肯用，于是捞了个“法国国家文学博士”的头衔回来。然而他是真出了成绩，在语音学的研究上，他恐怕是中国当仁不让的第一人。新诗人出身的闻一多研究古典文献，很大程度上也只是想让那些认为“仅仅会几句外文和劳什子新文学都是没有学问的表现”的老派教授明白：“新派出身的人研究古典文献，不仅可能，而且会做得更出色。”果然，后来他对神话的研究，对诗经和楚辞的研究，对唐诗尤其是杜甫的研究，都达到了前人所未有的境界。朱自清先生对其评价很高，认为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年龄相仿的专家学者少有能与其匹敌者。

但是研究这些名人，感触最深的还是他们的认真，不仅指做学问，还包括做人，有时甚至认真到让我们感到可笑的地步。比如朱自清先生，他待人一贯认真，对什么人都毕恭毕敬，甚至他刚上小学的小女儿给他送件衣服，接衣服时，他都会当着众人的面很认真地对女儿说“谢谢”。这恐怕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然而假如他们没有对人对事对学问的这般认真，怕也难有如此的成就。不过，如果这样的认真我们尚可接受，那么类似李叔同、蒋百里这样的，甚至可以用激烈来形容的认真，就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了。

李叔同在做老师的时候，一个同学偷了别人的东西，作为学监的夏沔(没有水字旁)尊很着急，向李叔同请教对策。李的答案是，学监先向学生认错，因为学生偷东西，是老师没有教育好。然后宣布偷东西的学生出来认错，如果学生不认错，老师将自杀谢罪。君子无戏言，话说得这么重，学生一定会出来认错。夏问万一学生不站出来认错怎么办，李叔同非常认真地说：“那就应该自杀，怎么可以欺骗学生。”夏想到自己上有老，下有小，犹豫了一天，还是算了。

幸好如此，否则中国现代文学史说不定就少了一位重量级的人物，也就少了几分精彩。但也说不定，比如蒋百里。蒋百里是民国时期公认的军事天才，在日本士官学校读书时，以步兵科第一名毕业，天皇亲自赐刀作为奖励。在德国留学期间，德国军事学家《战略论》的作者卢麦将军，曾拍着蒋百里的肩膀说：“拿破仑说过，东方将出现一位伟大的将军，这句话也许就应在你身上了。”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天才式的人物，却几乎死在自己的认真上。二十九岁时，蒋百里做了保定军官学校校长，就职演说中，他说，如果自己不称职，“当自杀以明责任”。半年后，蒋沉痛地向学生们宣布，因为北洋军阀的控制，无法实现建军报国的大志，看来不是学生没有努力，而是自己没能尽到校长的职责。于是说完，拔出手枪，对着自己的胸膛就是一枪。

看到这里，真是让我们这些苟且存活的人胆战心惊。不过，还好，当时的整个氛围都是认真的，如果放在“后现代主义”盛行的今天，这样的认真恐怕很快就会被解构成一场闹剧，从而难免让人感到灰心和无聊。

2007年7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