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实质上是在描述这样一个事实，套用托翁一句话，即“需要帮助的人都是相似的，给予帮助的人却各有各的不同”。说需要帮助的人都是相似的，是指他们具有一个根本上的共性，即需要帮助，而无论是因何原因。说给予帮助的人各有各的不同，是指他们的慈善动机。

人的行为总是有一定的动机支持，纯粹的盲目少之又少，为捐赠而捐赠也往往有一定的想法在里面，也许只是出于一种最基本的人道本能，也许是为了遵从社会的习俗，或者为了自己灵魂的救赎，甚至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但是真正的慈善，背后却隐藏着一种哲学，正是这种哲学决定着他们的行动，并使这种行动得到有力的贯彻。在西方，从卡耐基开始，慈善家们就不约而同地就捐助达成了一种共识，有学者把它称之为“自由慈善主义”（liberal philanthropy）,他们认为捐赠是为了改善受惠者的品性，所以任何捐赠都应当高度理性化，不智的捐赠害多益少，正如富兰克林所说：“慷慨并非意味着多多地捐赠，而是明智地捐赠”。在这个前提下，卡耐基阐释了他的两大财富信条，他认为，财产所有者有道德义务把他们合法拥有的一部分财产交还给社会，这部分财产被称之为“剩余财富”，它指的是超出家庭需要而又不用于扩大再生长的闲置财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卡耐基才毫不留情地激烈抨击了那些把所有的财富都留给自己后人的蠢蛋，在他认为，这些人注将得到公众的一致判决：这个人是在富裕而可耻地死去。因为他没有尽到社会赋予他的道德义务。在这里，其实还暗含了这样一个前提，即卡耐基认为，财富并非单纯个人的产品，而是社会的综合果实。当财富在自己的手中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卡耐基就认为自己必须亲自把这份“为了社区利益的神圣信托”最大效率地返还给社会。

注意这里的“最大效率”，卡耐基们并不简单认为行善不过是花钱让自己的心里感到舒服，而是像企业竞争一样，极力把社会信托给自己的钱经营好，所以才会发生类似“去找洛克菲勒，那是他的地盘”这样的事，我们进而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世界第二富豪巴菲特并不创建自己的基金会，而是把自己310亿美元的巨款全部捐赠给比尔·盖茨的慈善基金会，只是因为他相信盖茨的基金会最有效率。

当然，现在的巴菲特们还认为通过慈善事业能维护美国的民主理想，比尔·盖茨曾经惊喜地发现比他老的老头巴菲特和他一样都对继承的财富异常反感，巴菲特甚至把那些富家子弟称之为“幸运精子俱乐部”，他认为如果富人们不把自己的财产捐赠出去，那么美国迟早将变成一个由经济贵族统治的社会，从而偏离他们心中的英才主义和自由竞争的社会。

巴菲特还指出，市场无法解决穷人的问题，要解决穷人的问题，就必须靠市场经济中赢家的道德自觉。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慈善到底是谁需要谁？毫无疑问，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需要慈善家们的救助，但是慈善家们是否也需要以此来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呢？至于那些真正的慈善家们，想必他们是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的，他们只知道社会以及他们自身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义务需要他们这样去做，而那些穷人，那些弱势群体们，他们只不过是得到了社会应该赋予他们的那一部分，最终他们还必须依靠自救才能真正生存。因为卡耐基们是不会像福利国家那样鼓励懒惰和对政府的依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