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3日下午，刚参加完驾照考试的董秀海登上了回杭州的T31次列车，此时它绝对没有想到，接下来的这个年关会是如此难过。”在2005年3月7日的《厦门晚报》新闻版上赫然全版转载了一篇名为《清华博士涉嫌砸死邻居》的深度报道。在报道里记者继续写道：“至少在目前，已被刑拘的董秀海，有没有试图在冲突过程中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化解干戈，人们不得而知。”

这是个很让人感兴趣的问题，至少相对于简单的案情来说。案情实在太简单了，简单到简直让人有点提不起重新讲述的兴趣。董家和他们的邻居马家因为修房的问题引起了纷争，在群殴过程中马开亮不幸被人群中冒出的一根圆木砸死。而清华大学博士生董秀海就是嫌疑犯之一。

说句实在话假如仅从案情来说，在法制日益健全的今天实在没有多大报道的价值，毕竟类似这样的案件在中国农村太多了。我不希望记者报道此事的动因仅仅是因为当事人之一是清华大学博士生，当然也不希望《厦门晚报》予以大篇幅转载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虽然我承认这的确有一定的新闻卖点。当然假如记者是出于对清华博士生的遗憾和同情的话，那么自然也可以理解。

所以我希望我们的记者还有其它的深意，比如说上面提到的那个疑问——尽管从后文来看记者似乎并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但是在后文里记者还是提到了一点让人感到有意思的东西，比如说村民对董的反感，包括对他所谓的“傲慢”（不跟村民打招呼）的恼火等等。而在董的师友们眼中，董则是一个不折不扣品学兼优的高才生。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偏差呢？董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董作为一个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到底是如何调整自己在村民心目中的地位呢？这些都是我要探究的问题。

但是很显然因为材料的原因，我无法复原董秀海的真实生活，所以只能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度己及人予以答解。我想我们所面临的困境是相同的，而这又是几乎所有从农村走出去的知识青年共同面临的困境。

和董秀海一样，我也是从农村走出去的一名大学生，我们唯一的不同在于他是博士生而我是本科生。但是我们几乎享受了同等的“待遇”，我们因“稀少”而受到了村子里几乎所有村民的关注，他们对我们充满了赞赏和嫉妒。他们拿我们当作例子来教育他们的子女，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够步我们的后尘而不用再在黄土地里刨粮食。同样地，我们的父母也因为我们而“子荣父贵”，享受着村民似乎不一样的礼遇。

但是我们也有不同，比如说我没有他那样的“杂志事件”，也没有他那样“仗势欺人”的母兄，所以我还没有像他那样交恶乡亲。但是我们在村民的眼中同样仍然是有大本事的，比如说乡亲们认为他回来是要做县长的，而我的一位亲戚竟然因为我在北京上学而误认为我跟中央领导人是可以说上话的，从而托我在中央首长那里给他伸伸冤屈。

我们的性格都不善言辞，因为知识分子的矜持都不是很喜欢与人打招呼（主要是不熟悉的，我想熟悉的人他恐怕也会打的）。我们以为这很正常，反正我们也不熟悉，但是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不熟悉他们并不代表着他们不熟悉我们。我们特殊的地位早已让我们处于“木秀于林”的位置，所以稍微一疏忽就必然遭受“风必摧之”的危险。所以我的母亲也经常因为我不善于跟乡亲们打招呼而替我担忧，并且不止一次责怪过我。她提醒我现在身份不一样了，你不给他们打招呼他们可不以为是你性格内向，不爱说话，他们就会说你考上大学了，在城里工作了，人就傲了，架子大了，看不起人了。母亲让我到村口就要下车，即使不吸烟手里也要拿着烟，逢人就要笑，就要敬烟，就要亲切地寒暄。我埋怨说那岂不太累了吗？母亲说那有什么办法，在农村就是这样，你以为是在你们城市？我就暗自埋怨说既然这样累以后就再也不回来了。母亲就冷笑着说，好啊，你有本事了，你可以一辈子不回来了，你爸你妈呢？

所以我们这样做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为了我们的父母，因为得罪了的人不会直接怪我们自己，而是把责任推给了我们的父母，而父母毕竟还是要在村里面活下去的。

母亲对这样的情况有这样的理论解释，她说：“‘上山砍柴，下河脱鞋’，你既然回到农村了，就要按照农村的风俗办。”我觉得她说得有道理，但是我们毕竟和以前不一样了，我们是受过教育的知识人了。

这一点在打招呼上还表现得不那么明显，最明显的在于处理纠纷上，比如说就像报道中那起修房纠纷。我在怀疑董秀海真的在那场纠纷中很积极吗？以我的亲身经历来看，应该不会。但是他当时有其它的选择吗？比如说劝开双方去讲理？那么他很有可能会因为“懦弱”而被人耻笑了。我记起我上高中时，一次父亲因喝醉酒而在街上跟人打架，我在家里听到了事情的原委，知道是父亲的不对，所以很生气，又恼恨父亲的喝酒，就躲在家里没有出去，等到两个人打起来了，才跑出去把他们架开。但是事后父亲对我的表现十分地生气，认为我没有帮他打架。乡亲们虽然没有明说，但是从当时他们嘲笑的表情上来看，他们也是很笑话我的。认为我是一个书呆子，父亲跟人家打架了，自己还躲在家里看书。在他们看来不管是谁的对错，我当时都应该跑出来帮父亲打架的。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得到他们的赏识和肯定，甚至是崇拜。

那么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像董秀海一样上去打，从而闹出人命，改变自己的前程？还是像我一样躲在家里，忍受着村民的耻笑和父亲的责骂？我弄不清楚。

直到现在我还在后悔那次没有跑出去帮助父亲打架，我时常为自己的“怯懦”感到惭愧。这说明我已经接受了村民的观点。但是那时可能我就和董秀海的结局一样了。

作为从农村走出去的知识青年，也许我们始终都要面临着“身体回乡”和“精神回乡”的矛盾——除非有一天农村能和城市一样。也许到那时我们的灵魂才能真正得到解放，但是这又要我们从现在开始就转变观念，用自己的思想去影响和改变村人，说到底，还是要精神回乡，而这毕竟又是难的。

                       2005-3-9